[关键词] 和谐社会 价值观 活力
安徽与处于转型期的全国其它地区一样，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已发生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这些阶层由于各自的职业、身份、利益、文化背景、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不同，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有各自的生存方式，谋生手段。虽然他们之间从利益关系方面来讲可能存在利益一致的一面，但是各阶层成员的利益也存在矛盾性的一面。这些矛盾如果不及时加以协调和化解，任其尖锐和激化，阶层利益摩擦就有可能演化为阶层利益对抗，最后导致阶层冲突的严重后果，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能否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新的时期安徽能否抓住机会，实现富民强省目标的一大考验。安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独特的人文资源。而发挥地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的和谐价值观，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和谐，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给各社会群体间提供了了解和互动的桥梁，从而营造了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对和谐社会的建立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安徽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精华影响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的形成，是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力量源泉之一。人杰地灵的安徽，自古文风浓郁，国学底蕴深厚。古有老子、庄子、管子文章千古流传，建安风骨傲居诗坛，桐城派散文显尽风流；近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近年来，安徽省内一批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将安徽地域文化分成了两淮文化、徽州文化和皖江文化。并着力发掘其中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积极意义的因子。专家们认为，从1949年以来，对安徽文化和安徽形象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以两淮地区为主，两淮煤矿、大别山五大水库、合肥的建设成就、凤阳大包干、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捻军起义、曹操、朱元璋、李鸿章、段琪瑞，这些历史事件及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代表了安徽的主流形象。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保存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的徽州地区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热的焦点。 自然徽文化也再度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以牌坊群、屯溪老街、戴震、胡适、黄宾虹以及新安理学等构成的徽文化，使徽学研究风靡全球。而第三阶段皖江文化的异军突起，更是代表了进入21世纪安徽人的厚积薄发。从明代以来，皖江地区的仁人志士每每得风气之先，这其中值得安徽人骄傲的有，方以智对中西文化的汇通，桐城学派对士大夫精神和东林传统的弘扬，陈独秀毕生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安徽最早完成传统城市向近代转型的安庆和芜湖，近代佛学大师杨仁山、赵朴初对佛学的复兴和振兴，现代众多学术宗师在各个领域中建立的规范和秩序，有王星拱、程演生、刘文典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在美学领域的贡献，徐中舒、严耕望、李光涛在史学领域中的建树、方东美、余英时在新儒学领域中的集大成，史尚宽在法学领域的耕耘，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在报业领域的贡献，杨石先、邓稼先、钟家庆、何祚庥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贡献。皖江文化的精髓是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而这些都是安徽地域文化的精华。安徽地域文化的厚重孕育了一大批在华夏历史上书写不朽篇章的英雄人物，以及大量的改变历史的事件，其中的积极成分已然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念；而安徽地域文化中的与时俱进的精神也将成为安徽腾飞的宝贵财富。
二、价值观重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和谐
1、价值观的重建人自身的和谐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强调社会上的人要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能理性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是要使人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财富的享受者。人要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全面发展。安徽各级党政部门就必须既要为公众社会财富的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又要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形成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推动人们政治、精神上的和谐，能够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最根本上的和谐，就是人们政治、精神上的和谐。人们政治、精神上的和谐，突出地表现在全体人民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精神追求，它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巨大无比的精神合力，必将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这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人们的地位、利益、观念都经历了非常剧烈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是在信仰、道德及固有的社会关系解体的背景下进行的。伴随着各种利益调整，大量人群脱离原来的社区，传统的社会生活关系网络趋于瓦解。而在传统社区中，这些价值和网络既可以赋予他的生活以意义，又可以约束他的行为。一个人一旦脱离这一网络，如农民流入城市，工人脱离单位，居民离开老街坊，难免陷入精神焦虑状态，而伦理和道德的约束机制也必然趋于松懈。 在这样动荡的心理环境下，被市场释放出来的欲望，不受任何拘束地奔腾；失去了内心约束的个人，追求利益的时候完全无所顾忌。信仰和道德的缺乏，法律也就自然遭到蔑视。人们不信仰利益之外的一切东西，所以，也就没有人信仰道德和法律。 这样的社会，必然把人们抛入焦虑与冲突中。假如民众只知道追求物质价值而缺乏道德伦理约束，这个社会注定了就是不稳定的。人们都在规则之外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而，获利者心里也不可能踏实。他知道，别人在怨恨他。至于那些竞争的失利者，也不可能接受自己身处穷困的现实，而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他人，归咎于社会，从而产生反社会的倾向。甚至连人们维护权利和利益的行为也会趋于情绪化和暴力化。财富的增加，未必能够修补人们的心灵。社会需要重建精神、信仰与道德。由此，我们或许能够找到像一个邻居、与轻轻蹭了你一下的汽车司机、与不认识的农民相处的方式，让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道；让每个人重新找到共同体的感觉，学会善意地理解他人、对待他人；对生命有所敬畏，即使自己有再大的冤屈，也知道有些底线是不可越过的。 道德伦理规范本身可以约束人们追求利益的过程，使之敬畏法律和政府的权威。由宗教、信仰所提供的超越性价值，也可以调和人们因为利益上的失落而产生的怨恨心理。它可以引导人们在物质利益之外寻求生活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从而使个人超越私利的局限，认同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并形成最基本的公共精神。 2、坚持以人为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本质上是要把关注的目光从片面追求物质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逐渐转移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和谐社会应当是各种社会关系和谐的总和，其中又以社会各利益主体、社会各阶层之间生存状况与发展预期的和谐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而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体现人文关怀。 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首先要保障群众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和谐的经济环境，也就不可能构建起和谐的社会，甚至可能给社会埋下不稳定隐患。 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向弱者和弱势群体倾斜。农村失去土地而又别无长技的农民，城里下岗失业的困难职工，在财大气粗的业主手下工作的卑微的员工，身处险境困境中的人们，都比一般人更需要社会的救济和关爱。如果辛苦打工的农民到头来却拿不到应得的报酬，有的人仅仅因为贫困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救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就可能产生被主流社会遗弃之感。这种形态不是和谐社会应有的特征，在社会阶层间的过度分化与对立的基础上，也不可能矗立起和谐社会的大厦。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更要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当今社会，人员流动性增强，社会活力以及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强，而有的城市在人文关怀上却依然以户籍为标准，对外地人及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