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为了更有效率地控制自然世界以便利人类生活，而使政治、经济、技术等等所有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系统地理性化的过程。[1]
从讲求“效率”这一点来看，现代化并不追求“公平”。从“便利”人类生活这一点来看，现代化并不带来“幸福”。从“所有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系统地理性化”这一点来看，一个社会倘若只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现代化”，即没有“系统地理性化”，那就不算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例如在城市交通领域，一个城市光有许多先进的汽车，而没有合理的交通制度和驾车者对这种制度的自觉遵守，交通就没有效率，不但不便，而且危险，这当然算不上已经现代化。在这几年汽车猛增的北京城里，塞车之严重，常使人慨叹“不如骑自行车”，老百姓中又流传一句话：“不想活，买摩托。”这表明北京的交通不能说已经完全现代化了。
相比技术现代化而言，各个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现代化是更困难也更根本的。现在中国在制度方面最现代化的领域也许是经济，但经济领域不合理从而造成资源配置和开发无效率的陈规陋习，仍然比比皆是（政府干预经济和权力寻租现象，只是其中之荦荦大者）。仅就房地产业而言，大量存在的“有房无人住，有人无房住”现象，就是“不合理性”的一大表象。至于政治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活动和制度，与系统理性化的标准就相去更远。所以，整体而论，尽管有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奋斗和艰苦努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却尚未完成。
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已经局部实现的现代化又已表现出一些负面后果，引起了一些否定性的评价。尽管如此，在中国，由于一般民众认为现代化能满足自己提高生活水准的愿望，政府认为现代化能实现自己加强国家力量的要求，因此，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2、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和早期阶段与基督教关系很深 ，关联颇多。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在现代化涉及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如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妇女、体育、社会福利、新闻、出版、政治、法律等等领域，不少基督教传教士和教会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
在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先进人物对现代化的认识，还只处于工业技术可以富国强兵这一水准上。而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人物和知识分子已开始加深了自己对现代化的认识：科学和民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赛先生”和“德先生”体现了现代化的本质：科学就是人在了解与控制自然方面的活动之理性化，民主就是人在了解与管理社会方面的制度之理性化。然而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从总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奉为上宾，一面却把德赛二先生的引荐人“基先生”视若寇仇，对作为现代化引介者的基督教采取了冷漠、怀疑或敌视的态度。如果说， 在19世纪下半叶反教运动中十分活跃的下层官绅和民众，由于自身没有现代化的意识，因而毫无自相矛盾的话，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十分活跃的知识分子，则由于自觉地代表民众的现代化要求却又激烈反对现代化的引进者，因而显然是自相矛盾的。[3]这种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中国现代史的客观环境之外，便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西方列强的入侵刺激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基督教的趁势扩展则使这种情绪转向基督教。[4]这种激烈的情绪，使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只停留于表层，而无法理性地认清其民主科学外表与其基督教内核之间有什么关联。
从30年代到70年代，除了短暂期间的片面发展之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战争和动乱中大受挫折，基督教也与之逐步脱离了关系。不过话说回来，现代化追求的是发展，在这五十年间，中国人所能求的，只能是生存，民族与个人的生存，哪里谈得上发展呢？与现代化脱离关系的，又岂止是基督教，岂止是宗教呢？
3、当然，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脱离，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是：日本侵华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结，使公众视线离开了基督教；国内战争搁置了和平建设，使基督教边缘化；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更使基督教萎缩而脱离社会，并在“文化革命”期间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
内部原因是：就基督教（Christianity）整体在中国的信众数量而言，在情况不明的六、七十年代以前，是天主教徒多而新教徒（Protestants）少，[5]而同中国现代化联系较多的，恰恰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但是在新教中，大部分教徒又受的是内地会和基要主义影响，关心属灵问题远胜于关心社会问题，所以，受社会福音派的差会或教士的影响，从而关心并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基督徒，就成了少数之中的少数。总之，中国基督教内部的出世思想和保守倾向占据优势，这至少是它脱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原因。
二、
1、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由于邓小平的改革政策而在八十年代初得以复苏，20年来发展之快，举世瞩目。但这个进程一直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三大矛盾。
一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矛盾。经济上若不改革，则民穷国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会日益扩大；若改革，可能会加剧经济方面的社会分化，从而有发生某种社会动荡的风险。政治上若不改革，则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仍占上风，还会阻碍经济正常发展，阻碍社会整体现代化；若改革，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党对社会的控制收缩，从长远看有可能使党失掉政权。
二是社会体制与国民素质的矛盾。社会体制的弊病加剧了国民素质的低落，而国民素质的低落又维持着社会体制的弊病。二者的相互依赖使人陷入这样一个怪圈：要革除体制弊病，就需要提高国民素质，而要提升国民素质，又需要革除体制弊病。
三是现代化要求与现代化弊端的矛盾。一方面，现代化会为民众带来巨大的便利，为国家带来力量的增长，所以它成了各族各国先先后后卷入其中的历史大势，也成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追求的目标。由于它在中国尚未实现，所以现代化的要求在中国仍然是普遍的，仍然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正在实现的中国现代化，却又已经显示出会引起或加剧某些严重的问题。力求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亟需参照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的经验教训，以补救现代化的弊端──诸如物质欲望之膨胀、人际关系之冷漠、共同社区之解体、生态链条之破坏，以及其他的在精神文化、传统道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负效应。
2、就第一个矛盾而言，如果说经济改革是基础，那么政治改革就是关键；如果说经济改革曾经使中国经济由死变活，取得了今日不可小视的大进步，那么政治改革必将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整个中国社会由死变活，并取得有利于全人类的大进步！政治在中国社会中的关键作用，是全部中国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前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矛盾，只有依靠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才能解决。所以，政治改革必须进行。
然而，为了避免社会的动荡和混乱，政治改革最好采用自上而下的有序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谓“下”或人民群众应该采取观望和消极无为的态度，因为所谓“上”或执政者要能体察到全社会表达出来的改革要求，才有可能主动地和系统地实施改革。在这里，“全社会”的表达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局部的表达不足以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不足以使改革者考虑改革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就第二个矛盾而言，如果说社会体制是客体，那么国民精神就是主体。要改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改革是关键，国民素质是基础。因为无论如何，社会体制的革新及其弊病的消除，是要靠高素质的国民去促成的。所以，国民素质必须提高。
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必须有自下而上的推动。每一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都应经过理性的思索，采用冷静的态度，尽力用言论或话语表达自己合理的要求，同时应顾及其他集团其他阶层的合理要求，以保持社会和谐。这就要求国民素质提高的方向，应该是从自我膨胀转向自我规限，从自我封闭转向自我开放，从自我中心转向自我超越。这些转向，都涉及某种宗教精神或基督教精神，因为基督教要求于人的“自卑”、“爱人”和“爱神”，正是这三种转向的宗教性表达。
就第三个矛盾而言，如果说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所需要的，是所谓“工具理性”（M. Weber语）或“技术理性”（P.Tillich语），那么，防止现代化的弊端所需要的，就是所谓“价值理性”或“存在理性”。为此，终极的“价值”必须坚守，终极的存在不能“忘却”（M.Heidegger语）。
只有保持存在理性，才能指引技术理性，[6]既不因现代化的利益而盲目冒进，也不因现代化的弊端而裹足不前，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矫正方向。只有敬畏终极存在，才能克服极端世俗化、实用化和自我中心的流行心态，提高国民素质，促成政治改革和社会体制改良，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全面的、系统的、社会整体的、同时防止负面作用的现代化。
三、
1、中国的基督教会要对解决第一个矛盾作出贡献，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近代中国的佛教改革倡导者太虚法师曾经主张，佛教应该“问政而不干治”。[7]这也完全符合现代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