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均是邪恶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它不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因为残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几近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不稳定，往往是残酷的专制制度的渊源。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为法律所约束，所以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并受宪法所制约的民主，它与极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极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数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来替代具有稳定性的以制约权力为核心内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优势，不见得一定要在数量上占据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在数量上足够多、政治上足够兴旺，以便能与下层阶级结盟，制约住富人的权力。这时，富人势单力薄，就会参加而不是反对法治民主政体的建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是商业中产阶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上，由于闲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少于因为有奴隶为其劳动而拥有充分闲暇的上层阶级，因而其教养劣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占相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而富人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骑兵部队，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些担心，然而他坚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领域的中庸之道意味着以多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教养比富人差，但是他们的教养对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经足够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风度。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法治民主的中坚力量。
那么，古希腊为什么会有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民主制度呢？这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有关。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很发达，这就产生了商业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贸易职业，从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腊中产阶级法治世界观以及理性计算、讲究实际的世界观渊源于其商业生活，因为货币(财富的理性计算)、有息贷款、金融业必然会创造了一种商业文化的网络，这一网络以资本、精打细算、发财欲和理性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商业交易总是需要契约法则，而契约法则的基础是商业关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权威，也不是国王的权力。契约法则与贸易资本主义和供出售的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同时出现。不为王国官僚机构的官员和神秘宗教等级机构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场销售和市场定价加强了古代社会商业领域的理性算计倾向。
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 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