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吴飞/沈荟
【摘 要 题】传媒观察
【 正 文】
在美国，杰梅·凯尔纳（Jamie Kellner）掌管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新的电视网后，提出了以“明星”播报员来拯救CNN的策略，甚至雇佣出演过意大利色情电影《曼哈顿舞女》的安德里亚·汤普森（Andrea Thompson）担任新闻播报员。前不久，《时代》杂志的主编沃尔特·艾萨克逊（Walter Issac-ton）出任CNN董事长兼CEO一职，而艾萨克逊正是以将好莱坞风格引入《时代》而出名的。在香港，亚视因启用两名演艺界人士主持电视新闻节目而引发激烈的争议。而网上更是传来惊人消息说加拿大一网站让男女主持人裸体播报新闻。一股奇异的新闻娱乐化风潮正席卷世界传媒业。
什么叫新闻的娱乐化？其表现如何？我们认为可作内容与形式两面观：一是在内容上偏向软新闻（西方媒介称之为“大众新闻”）或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其表征是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媒介极端关注辛普森案不是在于反思种族问题和司法问题，而是在于炒作体育明星的凶杀案；媒介关注独立检查官斯塔尔的报告和莱温斯基的一举一动，不是在于反思美国总统的品行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而是在于炒作总统的风流韵事。二是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衍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1]（p.30）。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1998年底对美国16家重要媒体进行了1977年与1997年新闻报道对比研究，发现1977年传统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比例为32％比15％，而1997年则颠倒过来，这个比例为25％比4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传媒狂炒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成为传媒娱乐化的三大标志性之作，这些报道人们耳熟能详，不必细述。在平日的节目里，“官兵捉强盗”（警匪新闻）、两性关系新闻成了每天新闻节目中不可或缺的题材[2]（p.17）。英国ITV的名牌新闻节目“十点钟新闻”，在1990年至1995年之间，国际新闻比例从43％下降到15％，软新闻比例则从8.5％增加到17％。美国三大新闻网1990年一年花在娱乐性新闻上的时间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多[3]（p.37）.《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JAMES FALLOWS披露，在他统计的1990年至1994年间，约500集哥伦比亚电视网著名时事节目《六十分钟》节目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名人访问、娱乐报道或揭露丑闻，而真正严肃的政治内容不足五分之一[4]。
我国新闻传播界对于新闻娱乐化的评价并不统一，有趣的是搞实践工作的赞成者为多，因此，各种媒介埋头搞娱乐化新闻报道不亦乐乎。而理论界的学者们则对此痛心疾首，大声呼停。孰是孰非，容后分析，首先让我们理清新闻的娱乐化何以在当下成为一种业界时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p.237）对于当前我们切身感受到的媒体娱乐化的现实的把握，自然也应该放进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社会结构这样的框架中才能作出很好的解释。因此，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一是新闻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受众的心理角度）；二是新闻产品生产者的欲求（市场角度）；三是社会体系承认——包括官方意志和公共舆论的承认（意识形态与准意识形态角度）。
一、消费者的需求
中国的新闻业自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后，传统新闻事业体制下的新闻受众转眼间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消费者。别以为受众和消费者只是概念的不同，实质上，在这两个不同概念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与喜好倾向，两种不同的审美情趣，两种不同的传播理念。当今的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多元化的，人们渴望获得周围世界变动的信息，从而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们的需求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味浓厚的信息，他们还需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人们除了对各类信息的获取外，还希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新闻传媒能为他们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分析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5]（p.275）两位伟人写这话是在150年以前，但却好像是特意为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写下的。
那些曾经作为媒介受众的人们就是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几乎毫无准备地变成了另一种身份——信息消费者。在这样的一个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社会里，受众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今天的需求取向又如何呢？
其实，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人们都需要经过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洗礼。原已建立的价值体系瓦解了，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没有建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指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关于这种状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诸如颓废、道德沉沦、抑郁、失落、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等等。……我们还处于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或许我们要以很大的耐心来随这一空白时期，因为这未必是困扰人类最大的和惟一的危险。”[6]（pp.1-2）尼采不是也发出类似的叫声：“上帝死了！”
确实，虽然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多年了，但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相比，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还带有厚重的传统思想烙印，而新的观念又不停地向我们涌来。对于失落、迷茫的芸芸众生来说，大众传媒成了最重要的线索。但当人们对媒体过多地关注时，又开始产生一种晕眩感。因为媒体同样也找不着北，媒体上提供了大量参照信息，试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变化多端的世界，但参照系太多也就最终失去了参照的意义。“很奇怪，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作出决策成为难题，而且我们的世界也使我们更加糊涂。心理学家称这种状况为‘信息超载’。这个巧妙的临床术语背后是‘墒定律’。发出的信息越多，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7]（p.155）于是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了。结果呢？有人写道：“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感官与大脑脱离，全部活动就变成对视听觉的刺激，以及各种变着花样的刺激。”[8]（p.68）虽然也有人说：“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这种状态并非人的解放，它只能使个体进入新的异化过程。”[9]（p.64）在这样的一个焦虑、迷茫的情境下，谁还对这样的警告在意？谁还会对深度的文字感兴趣呢？娱乐性的信息和娱乐化的新闻因为能满足人们的一时快感而流行于世，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二、生产者的欲求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传媒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自由的伸展扩张的机会。但迄今为止，传媒体系仍全部是隶属于国家/地方政府的重要的文化机构建制，作为权力的媒介而出演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化角色；而履行经典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责与在事实上激烈竞争之中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与利润，是传媒与文化市场必须扮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社会责任，一方面是市场份额。传媒发现路并不那么好选择。具体到传媒组织就涉及编辑权与经营权问题。亨利·鲁斯用“教堂与国家”来形容这一点（注：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时代-生活”集团因规模迅速扩张而带来的管理混乱问题，鲁斯设立了发行人与主编制。对于时代集团内的任何一本杂志，前者负责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是国家；而后者全权处理编辑事务，为教堂。两个部门之间隔着一堵无形却厚实的墙壁。）。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美国新闻界，教堂是崇高的、精神的，而国家是世俗的。但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风向开始转型。里根政策与华尔街投机共同创造出的浮夸风气，渗透到了当时社会每一个角落。那些鲁斯时代的老一代出版人正在消失，教堂的崇高地位正在迅速坍塌。MBA正在成为新闻业的新老板，这些人把出版物理解为与汽车、化妆品、洗发水毫无区别的商品。他们对利润、广告商及商业数字和图表的关心，远远大于编辑理想和杰出的新闻作品。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一再加剧。不管是时代集团、《洛杉矶时报》、《纽约客》这样的老牌出版物，还是《连线》、《快速公司》这样的新生物，“国家”都正在吞没着“教堂”，编辑们被要求与广告人员一样为公司创造直接利润。新闻的娱乐化就自然而然成了媒体经营者的新宠，因为经营者们发现娱乐化的内容以及娱乐化的表现方式更有市场。日本著名传播学家竹内郁郎曾言，大多数传媒信息的90％为娱乐信息。而威尔伯·施拉姆也看到了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有的百分比大得惊人。他说：“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的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化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10]（p.37）
看来世界通行的法则是：当娱乐文化与文化工业相结合，文化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