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陶玉泉 男 (1951-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军队政工理论研究》副主编
【内容提要】树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不断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的能力，必须探索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借鉴各国学者“风险社会”研究的有益成果，继续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必须增强新时代的忧患意识，自觉防范风险，善于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契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用“五个统筹”发展的办法应对发展进程中的风险。
【英文摘要】To cultivate Marxist attitude toward risk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ruling Party's capacity of withstanding risks,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follow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and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law,fullyunderstan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risk-existence,benefit from theinstructive research results of “risky society”achieved by westernscholars and further deep the modern risk-study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isery awareness in the new era,self-consciously preventrisks and be good at transforming crises into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Wemust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orientation towards people,build up the full-scale,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by adopting the “Five comprehensive”development methods to deal with the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关 键 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Contemporary China/Marxism/concept of risk
【 正 文】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理论，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并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将长期面对的“历史性课题”、“重大课题”。科学理论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在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时俱进地认识和解决这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加强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学习和研究，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存在风险、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怎样应对风险、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从而为切实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
一
人类遭遇的风险，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之一，一般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危机。而危机则是实际发生的严重困难关头或产生极大负面效应的突发事件，通常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常规性、正面效应相对应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灾难性的事件和后果。风险和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因而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和防控的。可是，人们往往容易陶醉于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有限成绩和暂时胜利，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风险和危机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必须从历史规律上充分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风险和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特殊性。
1.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长期性、现实性。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人类不可能享有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断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风险和危机，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奋斗史。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从自然历史过程的长河看，人类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总体上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亿年，比人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我们已知的微生物物种数量只占地球上实际存在数量的10%以下，甚至只有1%。因此，与人的生存环境密切接触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突变导致疫病流行就不足为怪了。伴随着“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干预，人类在获得生存、发展自由的同时，也屡次因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而遭遇自然的报复。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繁发生的发展中大国。随着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已经大幅度降低。然而，迄今为止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避免洪水、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的发生，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任重道远，“地上悬河”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地震、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常导致生命财产损失和生 态环境破坏，沙漠化更使4亿人口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必须冷静应对自然界的各种灾难和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他们设想风险和危机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新社会一旦诞生，将进入人的能力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对这种“欧美构想”的教条式理解，使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错误地把风险和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设想成为凯歌高进、一帆风顺的历程，大多缺乏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热切期待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以这种几乎没有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发展构想和国际环境作为决策依据的。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认识到，苏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回避风险、代价和危机的空想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公开承认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风险和危机，并且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化解风险、克服危机，是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的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实践经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况且，“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5页。)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使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和危机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首先必须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考试，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缴纳学费、付出代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使我们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2.借鉴发达国家“风险社会”、“风险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风险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提出的时代难题。国外学者在“风险社会”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观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和《再现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风靡国际学术界。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斯科特·拉什认为，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安全文化，而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区分为不同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动态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存在风险，但不至于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危机。现代化理论实际指称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其风险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观念反映是有区别的。二是科学技术“双刃剑”带来了技术和生态风险。科学技术是抵御风险的巨大杠杆。但是，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历史过程，人类不可能仅仅由于科技进步就一劳永逸地自动排除风险和危机。随着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飞速发展而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就是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足以危及人类生存乃至毁灭人类的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