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很简单：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特别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政界的代表。
一、美国政府对亚洲大力促进“金融自由化”
这里有必要简略提一下这场“亚洲危机”发生时的世界经济环境，即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首先是“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Economy）。这就是《商业周刊》那位主编的美国“新经济论”里所讲的第一条。它与“世界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 of World Economy）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迄今为止，两者的基本含义都是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化（只有到将来在全世界实现了社会主义，它们的含义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后者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更深，是前者发展的可能结果。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金融自由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而出现和发展的。关于它的曲折发展过程，我在其他有关拙文里已经说过，就不复述了。此处只是指出，当前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是符合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愿望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是他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大力促成的。究其原因，正如嫡业周刊》那位主编在他的“新经济论”中所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投资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以前”。说得明自一点，“市场经济全球化”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从事超额盘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和舞台。
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满意。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还要求在世界上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它与美国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利益紧密相连，也与“市场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金融自由化”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至少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在各国间本来是自由流动的。但从发生了30年代那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除允许本国人持有少量外币外，相继（美国从60年代开始）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包括限制购买外国股票、债券、向国外投资和外国在本国投资。7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这些限制逐步减弱或取消。但不少国家（包括日本）在金融领域仍然没了若干防线，如限制外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金融机构在本国经营全部或部分业务。这类限制，对拥有巨额虚拟资本、执意向外扩张、谋取暴利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当然是一种障碍。因此，当前推行“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的意图和政策主张。
美国垄断资本、包括金融垄断资本在政界的代表，从里根政府起，就重新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即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1985年，里根本人曾公开宣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对贸易、外国投资及资本自由流动所设置的壁垒”。布什政府继承了里根政府的政策。布什本人曾反复公开宣布，他的政策就是支持 “自由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两届共和党政府的主要进攻目标都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
以克林顿总统为首的民主党政府继承了前两届共和党政府的政策，而且变本加厉。
克林顿政府1993年1月上自执政之初，就提出了“对外政策三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美国的“经济安全”，其实际含义就是由美国经济、金融统治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如此，美国经济才是“安全”的，如果亚洲、欧洲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美国经济形成了挑战，美国的经济就不“安全’了。为此，克林顿政府建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任命华尔街著名的戈德是一萨克斯投资银行负责人罗伯特·鲁宾为委员会主席，其对外职能就是代表华尔街在全世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1995年，鲁宾改任财政部长，由原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为副部长，对外继续履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职能。从克林顿政府就任之日起，他们就把推行“金融自由化”的主要矛头继续指向亚洲。除继续向日本施压、迫使日方进一步让步以外，他们随即把以亚洲为主的10个“新兴市场”（包括国家和地区）作为“打破壁垒”、推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首要进攻对象。克林顿政府为此召开内阁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他们把执行这个方案作为一场军事战役来打。政府商务部为此专门建立了“作战室”（War Room，“为自由市场而战”的作战“指挥中心”（The Command&n bsp;Center for Free Markets）就设在与白宫邻近的财政部大楼三层，即鲁宾和萨默斯的办公室。（《纽约时报》1999年2月16日文章：How U．S．Wooed Asia To Let Cash Flow In）
199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曾经在白宫隔壁的老行政楼召开过一次部际会议，讨论与智利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焦点是美国是否应为此强迫智利取消对短期资金流人的征税。会议进行中间，以鲁宾、萨默斯为首的财政部负责官员进场发言，斩钉截铁地说：智利对短期资金流人的控制“必须取消”。
1996年，克林顿政府曾以同意韩国加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条件，诱使韩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以鲁宾、萨默斯为首的财政部在这笔交易中起了重要作用。该部在1996年6月20日致克林顿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就韩国开放金融市场开列了具体项目，其中包括允许外国人购买韩国债券，并更加方便地购买韩国股票；允许韩国公司从国外借短期和长期贷款。韩国政府抱着忧虑的心情作出了重大让步，即除了保留对外国人购买韩国公司的限制以外，开放了短期资金市场，基本上满足了美方关于资金自由流动的要求。（同上）
1997年4月，鲁宾先生主持召开了一次7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在此之前，美国常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即曾向美国政府财政部写过一份书面报告，建议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规定该组织在世界资本自由化方面起领导作用。财政部负责人曾就此事与克林顿政府的其他内阁成员交换过意见。其结果是，由鲁宾先生出面在这次7国财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项主张，并被会议接受。会议发表声明，提出“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并按照鲁宾的主张，把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将领导资本自由化作为该组织的任务一事写进了会议声明之中。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许多方面都是美国政策的工具”。在这次7国财长会议以前，它早就在敦促一些亚洲国家实行资金自由流动，并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后，尽管修改章程一事被搁置，但该组织在亚洲促进资金自由流动方面所下的功夫进一步加强了。（同上）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克林顿总统的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接替鲁宾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劳拉·泰森女士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因为“我们的金融服务业要求进入这些市场。”（同上）
在里根、布什、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为主的西方金融资本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的规模逐步加大；在90年代达到了高峰。1996年，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资金为3万亿美元；1997—1998年，这种自由流动的资金达7．2万亿美元以上。1986年，国际间每天的外汇交易总量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部分占5％到10％。1998年，包括外汇交易在内的各种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7．2万亿以上的美元资金，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部分只有 1％左右。就是说，其中的 99％左右是从事种种金融投机、赌博活动了，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毫无关系。仅就外汇交易而言，1998年，它一天的交易量即达1．5万亿美元，等于1986年的8倍，等于1998年4个月的国际贸易总且。1970年到1997年期间，以华尔街的金融垄断资本为主的西方国家金融资本在国外拥有的股票金额增加了197倍。1997年一年，仅各种金融衍生品在国际间的交易总金额即达360万亿美元，几乎成了天文数字。
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以华尔街为主的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短期资金像洪水一样涌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华尔街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套利基金等等金融机构一起出动，向这些国家进攻。它们在这里除炒作股票、债券、外汇以外．还从事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的投机、赌博活动。华尔街著名的商业银行，包括大通一曼哈顿银行、摩根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等等除向这些国家的工商金融企业提供贷款外，主要是在这些国家里大规模出售各种金融衍生品。即使是它们提供的贷款，也大都与金融衍生品相联系。这就是说，它们把美国的虚拟资本大量引进到了这些国家，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的脆弱性，削弱了它们的抗病毒能力。
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就这样为摧毁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促进“亚洲危机”的爆发制造了条件。
1997年7月，带头走上第一线，通过反复倒买倒卖泰株和美元、攻破泰国金融防线的，是乔治·绍罗什经营的套利基金。但不仅是他一家。上述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也参与了这次进攻。
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
由于这场危机主要是在美国套利基金的兴风作浪之下引发的，而这些套利基金又行动诡秘，因而使这场危机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