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衡还是追随：理论争论
这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仍在持续的理论争论主要有两大派。一派认为，国家在面 临威胁或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时，将采取制衡(balancing)行为，以化解威胁或未雨绸 缪，制衡是国际政治行为的根本特征。持此观点的以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 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等为主要代表。另一派则 认为，国家在面临威胁或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时并非总是采取制衡行为，从历史上来看 ，追随(bandwagoning)而非制衡才是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持此观点的主要包括俄亥俄 州大学政治系教师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和政治 学系学者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鲍 威尔(Robert Powell)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 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 er)等。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每当某 一国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 平衡时，其他国家就会单独或联合起来共同对 付该国，制衡该国的霸权企图，其结果是 均势(halance of power)一再出现。(注：[美 ]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 ，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1992年版，第155页。)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情况，沃尔兹指出，主要归因于国际政治的 无政府状态。与大体上井然有序的国内政 治不同，国际政治是一个无政府的舞台，缺乏 一个统一的权威。由于不存在一个超国家 的机构可以权威性地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 ，各国必须自助，以满足自身的安全和生 存需要。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内部 努力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还得时 时提防它国的权力增长。当自身的权力不足以 制衡它国权力的过快增长或霸权图谋时， 就会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之加以遏制。沃尔兹 指出，不管各国追求何种目标，也不管决 策者的意图如何，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均势就 会一再出现：(1)秩序是无政府状态；(2) 秩序下居住着希望生存的单元。(注：[美]肯 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 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 92年版，第145页。)
从这一均势理论中，沃尔兹还引申出关于国家行为倾向的理论命题，即国家在面临它 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会进行制衡而不是追随，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 为的主要特征。他将制衡定义为“与权力较弱的一方结盟”，将追随定义为“与权力强 大的一方结盟”。(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他指出，国家之所以与弱者 结盟以应对强者，是因为：(1)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正是实力较强的一方；(2)与较弱的一 方结盟他们更会受到尊重，也更安全。(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 》，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不过，沃尔兹 指出，国家制衡的虽然是权力，但谋求的却是安全，“权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 。(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这与摩根索的“权力即利益”的国家利 益观显然是不同的。沃尔兹明确指出，若国家寻求的是权力，那么国家就会选择与实力 强大的一方结盟，追随将成为普遍性的行为。但国家追求的是安全，不是权力。(注：[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
沃尔兹对安全而非权力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与沃尔兹一样，沃尔特也认为，在无政府 的环境下，制衡而非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但沃尔特认为，既然国家 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那么必然会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一方作出反应，即国家制 衡的是威胁，而非权力。权力虽然重要，但权力本身并不等于威胁。威胁一国安全的并 非总是权力最强大的国家，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对它国形成了直 接的威胁，则被威胁国也会与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应被视 为制衡而非追随。那什么是威胁呢?沃尔特认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1)权力总量(aggregate power)，(2)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 proximity)，(3)攻击能力(offensive power)，(4)侵略意图(aggressive intentions)。一国的权力大，或地理位 置与它国接壤，或攻击能力强，或侵略意图彰显，都可能成为威胁源，成为制衡的对象 。(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uhaca and London: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87,pp.21-28.See also,Stephen M.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Spring 1985,pp .9-13.)与此呼应，他对制衡和追随进行了重新界定，将前者定义为“与它国结盟以反 对最主要的威胁”，后者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注：Stephen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7.See also,Stephen M.Walt,“Alliance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pp.7-8.)沃尔特认为，他对沃尔兹理 论的修正(refinement)不仅使制衡和追随的理论命题在逻辑上更加合理，而且也更符合 历史事实。(注：Stephen M.Walt,“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1997,p.933.)他通过对中东、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 营间的联盟关系、东南亚以及欧洲30年代联盟关系的研究，表明：(1)制衡行为远远多 于追随，(2)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不仅仅是权力。(注：Stephen M.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pp.3-41;Stephen M.Walt,TheOrigins of Alliances;Stephen M.Walt,“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Spring 1988, pp.275-316;Stephen M.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Grand Strategy:A Reply 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Spring1992,pp.448-82.)
沃尔兹和沃尔特的制衡理论受到了另一派的激烈批评。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指出，不管是沃尔兹的制衡权力观点还是沃尔特的制衡威胁观点，两者都有 一个致命的缺陷：具有强烈的现状偏见(status quobias)，只从现状国家的视角观察问 题。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的稳定是其利益所系，因为它们从现状中获得 了巨大的好处，是心满意足的(satisfied)国家，因而会制衡那些对其安全和体系的稳 定形成威胁的国家和联盟。但对于不满意的(dissatisfied)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 国家来说，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攫取利益才是其目标。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常常会追 随(而不是制衡)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追随后者 才有可能打碎压在它身上的现状枷锁，分享建立新世界的胜利果实。施韦勒还特别批评 了沃尔特对追随定义的界定。他指出，沃尔特将追随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 威胁”将导致与“绥靖”或“战略投降”相混淆，而且也与该词的通常用法相悖。(注 ：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Summer 1994,pp.79-81;RandallL.Schweller,“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Refining,Not Refuting,Waltz's Balanc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