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初普京开始执政到九一一事件发生的一年多时间里，中俄战略协作关系较之叶利钦时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元首通过两次最高级会晤签署了《北京宣言》(2000年7月)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年7月)，深化和加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反对单极世界的理论共识和外交努力。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已经开始酝酿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九一一事件为俄罗斯改善俄美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2002年5月24日两国总统签署的《俄美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反映了两国新的关系水平。《宣言》强调：两国将“忠于在友好、合作、共同价值、信任、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的原则”，“俄罗斯和美国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或者战略威胁的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和美国已经以伙伴和朋友的身份在行动”。上述辞藻当然不能掩盖俄美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的矛盾，但是两国关系自1999年3月科索沃事件以来发生了大幅度改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普京外交新政基于以下几点基本考虑：
其一，摆脱美国将其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和遏制对象的处境是外交新政的最核心内容。
其二，这种摆脱的必要性产生于俄罗斯战略分析家们的这样一种担心，即如果继续维持与西方的冷和平状态(至少在1999年已经开始)，就等于在西方的孤立中再加上自我孤立，这会使俄罗斯国力衰退更快或恢复更慢。
其三，俄罗斯的战略收缩开始于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半期，叶利钦首先是一厢情愿地然后是不大情愿地继承了这一政策，而普京则力图“退够”——使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更加符合其除了核武库以外基本是二流国家的实力，为外交政策制定合理的力所能及的目标。
这样，俄罗斯外交政策由于其核心内容(对西方政策)的重要调整而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用与美国直接缓和关系来改变希望靠中俄协作牵制美国来保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维护对中俄关系的倚重有所减弱。然而，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由于俄罗斯对美国的不信任、中俄之间漫长的共同边界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吸引力而仍将得到很好地保持。
其次，俄罗斯与美国的矛盾将更加集中于与本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域，而不在于争取形式上“平等的”对国际事务的决策权。如对伊拉克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不关注(既不直接接壤，又无现实经济利益)。其结果是中俄之间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协作点相对减少，两国战略协作关系的重心会更加内向化，即合作重心向双边层次转移。
关于俄罗斯默认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2002年5月24日俄美两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俄罗斯不再坚持原有的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建立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原则立场，而且还表示，俄美两国将在导弹防御领域内进行合作。俄罗斯的这一政策调整，显然是基于总体上改善俄美关系的战略考虑以及美国2001年12月13日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的立场已无可挽回。
首先，这一变化严重冲击了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领域的紧密战略协作。199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NMD法案》后，中俄两国曾经连续三次联合有关国家在联合国范围内通过决议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尽管这些举措不能阻止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俄关系的紧密化和在其他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两国在全球战略层面协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立场的变化，客观上使中国无法单独继续反对美国的政策。
此外，由于俄罗斯将在未来的10年内仍然可以保留2200枚以上的核弹头和根据新的核裁军条约不必再销毁的分导多弹头导弹，在2015年仍可保留2000枚左右的核弹头，所以，美国2015年前在阿拉斯加和北达科他州修建配备有250个发射架的弹头拦截系统，尚不足以对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形成釜底抽薪式的削弱。而对中国来说，由于战略核弹头数量极为有限，以及不具有成熟的分导多弹头技术，2005年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首批反导系统部署完毕后，从理论上说，就可以抵消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这对台海军事危机爆发时，中国的战略核武器对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在心理和客观上的牵制力，都将造成很大的削弱。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还不能断言中俄两国反对美国研制和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联合阵线已不复存在。2002年8月23日，中俄两国总理在上海举行第七次定期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表示，两国将反对在太空武器化领域进行合作，这显然是指美国企图在太空部署激光拦截武器的计划。
关于俄美能源合作
九一一事件之后俄罗斯改善俄美关系的政策最先获得的成效是美国方面迅速地采取切实的行动，加强了美俄之间的能源合作。2001年10月30日，美国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宣布对“萨哈林—Ⅰ”石油开发项目首批投资110亿～120亿美元，总投资将逐步达到300亿～400亿美元。2002年5月和11月，俄美两国总统在莫斯科和普希金城两次签署了《能源对话联合宣言》，特别强调了能源合作在两国未来的经济合作中的重要地位。
俄美能源合作的加强，特别是美国将迅速扩大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石油开发投资，将对中国与俄罗斯在开发西伯利亚油气领域的合作构成新的挑战。
2000年7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两国铺设石油管线的《谅解备忘录》。2001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俄期间，两国进一步确定了将起草一份关于修建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到达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计划。2001年9月，中俄两国总理在圣彼得堡会晤期间，两国就该石油管道项目签署了协议。2002年8月，两国总理在上海会晤时决定尽快落实该项协议，进一步明确了从2005年起每年从西伯利亚向中国出口2000万吨石油，2010年起每年出口3000万吨的计划。然而，2002年3月，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负责人对上述石油管道走向表示异议，提出了从安加尔斯克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到远东纳霍德卡港的管线方案，面临的问题只是缺乏必要的资金(约40亿美元)，2002年11月末俄罗斯安全会议表示支持这条线路，该方案将使中国失去石油进口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美国资本的介入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俄罗斯在东部油气开发上的资金短缺，抬高俄方的谈判条件，使中国失去没有竞争对手等诸多有利因素，从而使中国在俄罗斯东部石油开发上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新的困难，尽管如此，中俄油气合作仍然会进一步发展却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美军进入中亚和长期驻扎
俄罗斯政府主动表示同意美军进驻中亚意在一箭双雕，即根本改善俄美关系和铲除塔利班。美国政府曾经表示，美军在中亚的驻扎只是暂时的，反恐战争结束后将撤出。但2001年11月17日美军攻占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宣布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军却没有丝毫撤出的意图。相反，2002年9月，美军驻阿富汗、中亚和波斯湾地区司令官汤米·弗兰克在访问中亚三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后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表示，美国将增加在中亚和阿富汗的驻军。美国的一个国会代表团在塔什干也表示美军将在中亚地区长期驻扎。
美军进驻中亚并将长期驻扎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一系列现实和潜在的影响：
其一，使以中国为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在该地区的现实影响和未来的实际运作面临着不利因素，该组织某些成员国与中国关系的紧密程度也随之被削弱。
“上海合作组织”是基于中亚地区三股势力的日益猖獗而建立的，它的建立反映了中亚国家在保卫本国安全问题上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特别是1999年8月至10月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乌、吉、塔三国交界地区进行大规模武装骚乱，促使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转而采取积极参与“上海五国论坛”工作的政策，其他中亚国家也更加积极地支持将“上海五国论坛”改建为“上海合作组织”，并期待该组织能够在反对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在2001年10月美军进驻中亚以后，中亚相关国家对三股势力对本国政治经济稳定的影响的担心大为减轻，相应地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依赖也有所削弱，在客观上使有关国家对在该组织的框架内开展切实的安全合作和发挥该组织的实际功能的意愿有所削弱。最典型的例子是，乌兹别克斯坦拒绝参加2002年5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并且在私下里并不掩饰依靠美国来保证本国安全与稳定的政策取向。
其二，美军进驻中亚使美国在冷战结束后首次拥有了在中国西部边界1000公里范围内的前沿基地，建立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短时间近距离的军事威慑能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出于能源来源多元化政策的考虑，逐步提高了对中亚问题的重视程度。1997年4月，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里海能源发展报告》，国务院着手拟定对中亚的整体战略构想。从1997年7月开始，美国开始每年派出空降部队，在中亚“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进行所谓“维和演习”。但在九一一事件前，美国一直没有机会和借口在中亚获得长期驻扎的军事基地。就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认为，从塔吉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军基地出发，美军战术轰炸机的作战半径能够覆盖我国新疆地区的导弹试验基地等重要设施，从而在台海危机发生的情况下，美军在中亚的存在将可以对我国西部构成短时间近距离的直接军事威慑。
其三，除了打击恐怖势力的考虑外，美军进驻中亚的另一个尽人皆知的战略意图是在中东地区形势持续动荡的情况下，为美国的石油进口提供更稳定的多元化渠道，这将对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合作形成较大冲击。
2002年9月18日，美国筹划已久的里海石油外运西部管线(以阿塞拜疆的巴库为起点，经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达土耳其的杰伊汉港)举行了奠基仪式，预计在2003年春天正式动工，2004年建成。由于目前在阿塞拜疆的里海沿岸发现的石油储藏和现有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