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1。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导；在年初的「两会」上，三农问题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提案的数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遥遥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甚么是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形呢？一位农村基层干部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从收入这项核心指标看，过去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而且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三十二个市县的二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郭建军，2001），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占了54.2%2，这部分人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调查还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的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2年二者的差距已经超过1：3。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资料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接近6：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三十六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中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标准。目前国内五十个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产等于五千万农民的所有家当。我们不能否认，当城市的富人一掷千金极尽奢华的时候，还有许多农村小孩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有许多农民因看不起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种情形，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回顾刚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改革的成功，都无法离开几代农民的支持和奉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走农民武装、农村保卫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像摩尔（1966）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农民又马不停蹄地拉动了国家工业化的重轭，默默地做出奉献，「剪刀差」剪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几千亿财产；是他们帮助国家成功地摆脱了低收入国家发展初期所共同面临的投资不足的难题，逐渐建立起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维护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强化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权利基础。最近的二十余年，中国农村又率先进行了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以较大的贡献份额推动了农业的高速发展，而且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了希望和启示，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契机；如果没有农村承包制和稍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很难引进今天如此之多的市场机制，从而使资源配置的基础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可以说，正是由于有农村腹地的有力支持，中国从计画走向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获得了成功，并在世界范围的改革大潮中一枝独秀，令人注目。此外，作为一个重要的事实，改革以来，几千万农民涌入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的改变。近些年，中国城市日新月异，变化神速，楼越盖越高，桥越建越多，路也越修越长，一派繁荣景象。然而，繁荣的背后是广大农民辛勤的汗水，是他们廉价的劳动。十几年来，城市职工工资有了大幅度增长，公务员工资更是长了再长，而民工不仅劳动条件恶劣，且工资几乎原地不动，他们苦干两年的工资也许抵不上自己亲手所建的一平方米房子。试想，若是在发达国家，这些建筑的投资将不知要增加多少倍。广大农民不仅在农村建设自己的家园，也用勤劳的双手建设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
毫无疑问，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农民的巨大贡献，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增长结果基本是工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工业化，是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这「共同事业」的成果。
这种情形，也导致了严重的效率损失。由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的结果是影响了其消费总量的扩大和水准的提高，许多地方农民的消费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99年全国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竟比上年下降了13元。现在，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计算，占全国人口2/3左右的农村居民所占的份额仅有1/3，从而严重地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扩大。在国际上，一般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才会形成买方市场。中国人均不到1000美元就形成买方市场，主要原因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购买力太低。
在此背景之下，政策安排本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如采取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但实际的情况却未免是逆势而行，如公务员的几番加薪就直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不仅不公平，对扩大内需的经济目标也几乎无效。因为公务员每月增一、二百元，对其消费几乎不构成任何影响。农民却不同，他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等方面，都可能面临着急切的现实经济困难，如果政府善政养民能帮助他们增加一些收入，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投资需求），形成整个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说明，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扩大内需需要刺激的重点应是消费需求，要使经济增长得到长期而稳定的保障，还必须得到社会最终需求的足够支撑。如果城乡严重失衡的局面持续下去，就不可能实现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将难以为继。
那么，为甚么三农问题会陷入今日之困境呢？这倒不是因为政府置农民于不顾，漠视农民之穷困。事实上，在道统上与农民有着极深渊源关系的中共政权对农民的利益一直也是念念不忘的。比如，早在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中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此后的二十多年，强调农业重要性的言论可谓不绝如缕俯拾即是，及至今日强调到了言尽其辞无以复加的程度，似乎与古代的重农言论也已相差不远。然而，所谓的重视更多的是文本的口头的和悬在空中的，实际的情况却如上所述的那样，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处于不断地相对恶化的过程之中，未免有些口惠而实不至。人们不禁要问，是甚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势呢？我以为，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于城乡居民作为社会系统的两类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结构位置、行动的能力和可能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能力反差，这些差异又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权力资源的积聚和政策安排的损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是弱势集团，缺乏利益表达的管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积极的参与和有效的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反抗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使得有关政策安排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1988），反而是不断地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它已不是传统工业化战略下形成的二元结构的余韵遗绪，而是呈现出路径依赖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这样地日积月累，终于导致了今日的三农困境。
二、中国农民：弱势群体
自从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并成为公众话题以来，（农民是）弱势群体这样一个关键性术语，便流行开来。然而，至今还很少见到有关于此的完整论证。我以为，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表现和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和观察。一则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要从历史传统及农民职业特点等多方面加以理解3；二则中国的国家权力构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活动空间和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