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赫希曼(Hirschman,1981)提出“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了”这个颇具争议性的命题以来，拉尔(Lal,1983)、克鲁格曼(Krugman,1995)等在西方经济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学者也先后撰文支持“发展经济学衰亡”论。虽然与此同时刘易斯(Lewis,1984)、达特(Dutt,1992)、陈宗胜(1996)及谭崇台(2001)等人进行了反驳，并对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趋势持乐观态度，但是，作为经济学一个独立分支的发展经济学，其影响持续减弱（一直到今天），却是不争的事实。赫希曼曾经以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互益以及单一经济学是否具有普适性为标准，将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区别开来，并以后者的攻击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衰落。赫氏的理论逻辑，被达特指责为从错误的定义出发，得出了发展经济学衰落的错误结论。问题是，当我们试图以主流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认识不断深化的事实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和繁荣时，是否正在重复类似的逻辑错误？实际上，把过多注意力放在应付主流经济学的诘难上，已经妨碍了人们对处于困境中的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趋势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一些更具一般性的理论命题被明显忽略了。
在坚持“只要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经济学就有必要存在”的基本前提假定下，发展经济学的辩护者至今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1)发展经济学为何在“塑造经济发展方面一直不是很成功”(Lewis,1984)；以及(2)为何近二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新的、原创性的重大理论基本没有出现？既然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经济所做的事的(Balasubramanyam,1991)，若长期以来在塑造成功的经济发展上无所建树，那么它存在的客观基础又是什么呢？尽管人们观察到近二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重大的理论分歧、主义之争已不多见，但仅凭在个别发展中国家及其相应的微观经济领域内研究取得进展的事实，就断定发展经济学开始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多少有些勉强。从长远看，如果个别国别知识与普遍知识之间联系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林毅夫，1999），就无从理解以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的内涵。由于不愿或不能对上述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作出正面回应，使得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承认犯了过分强调政府作用的错误，认为重新确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是一个革命性进步；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政府干预至少在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在某种意义上，发展经济学正慢慢向修修补补的实用主义经济学靠拢。
作为一门拥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概念范畴和一般分析方法（石川兹，1992）。前者涉及发展经济学的性质（内涵），后者则是指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过程和未来趋势。
二、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假设与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不时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斯密所谓的“富裕的自然增进”。其一是要说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二是借此证明发展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突发性学科，它与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在Lewis看来，“经济发展理论是从1650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期间大约一个半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注：LEWIS,W.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theory[A].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C].Elservier Science Publishes,1988,Voll,27-38.）顺理成章地，与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发展经历，就成了现代经济发展。谭崇台最近(2001)的一项研究，着重分析了西方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认为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不符合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而李斯特的历史主义思想却没有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应有重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十分清楚今天的发展经济学是如何从逻辑上演进而来的。根据目前国内流行的发展经济学三阶段论，以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为主线，发展经济学不长但颇为曲折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被划分为“结构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复兴”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三个阶段。令人不解的是，当一个新阶段的来临被看成是上一个阶段对发展实践指导不利的结果时，三个阶段之间就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然而三者间的关系却从未得到清晰表述。既然第一阶段与第二、三阶段是如此的不同，那么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涵，进而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呢？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文献考察表明，经济史学、社会学与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经济史学、社会学在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20年来基本不为发展经济学家所重视，两者间的关系从未得到认真梳理。但这恰恰是理解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现代经济发展，首先肇始于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在已存在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启动其现代化进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和前景势必产生重大影响。（注：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885-886.）
依照流行的看法，发展经济学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事实上，早在40年代之前，像中国这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落后大国就已经启动了它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在当时还不算是一种主流现象（趋势），不足以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及其经济学界的注意，创建一门分支经济学来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似无必要。因此，关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自然被划入了经济史学、社会学的范围。所以不仅要了解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思想，而且还需要了解1945年之前落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被解释的。
罗斯托坚持认为，19世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压力之下，被迫参与到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来的。一个落后、孤立及封闭的社会在西方政治、经济与军事冲击下，不情愿（无奈）地做出了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选择。也可以说，在落后国家（地区）做出“发展现代经济”选择的所有动机中，“反应性民族主义”动机是其中最强烈的。韦伯、汤因比及享廷顿都强调落后国家（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是西方冲击的结果。罗斯托在详细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发展史的基础上，把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必经过程划分为：“传统→准备→起飞→成熟→高消费→追求质量”六个阶段，即著名的“起飞”论，并确信它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对于起飞概念在经验上是否存在仍有很大争议，但对于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应像西方一样进入现代，则不存在分歧。就像众多西方学者一再强调的，“我们的过去也曾经是未来。”
到了格尔申克龙那里，经济发展过程已无罗斯托那般整齐划一，但仍表现出线性（直线）的、非连续性的特征。在其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中，格尔申克龙以19世纪德国与俄国的经验为例，推出一个（在当时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即著名的“后发优势”、“大冲刺”理论假说，并以此来说明落后国工业化过程的特点。
关于罗斯托、格尔申克龙等人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假说的局限性，已大量见诸于经济史学、发展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但是，对于这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与发展经济学演进之间的关系，则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内维尔·凯恩斯(2001)看来，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理论，其基础的形成主要直接借助于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发展经济学家是否承认，经济史学在相当程度上为发展经济学的演进提供了事实上的指南。1945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意识的努力发展经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致选择。此时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经济的努力在本质上与经济史学所记录的19世纪中国的情况并无大的区别：面对享有极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相应国际地位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及其人民希望改善自身处境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基础薄弱与资源匮乏之间矛盾的激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极端紧张的性质：在时间上，想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在空间上，改善其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显得十分迫切（陈明明，2001）。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现代经济发展逻辑：资本主义文明是值得向往的，依照发达国家的经历，也确实存在着克服低劣条件，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对既定模式进行合理偏移，最终实现跳跃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突然间涌现出了众多享有政治独立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前提的话，那么经济史学家所揭示出来的特殊经济发展逻辑则确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Myrdal于1957年曾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作为一种主要政策目标的共同要求在不发达国家出现，把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定义，认同经济发展是政府的一项任务……所有这些成为历史中全新的事情。”（注：MYRDAL,GUNNAR.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ed Regions[M].Duckworth London,1957.23-24.）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现代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地重现于发展中国家身上，在这里转变成为一种国家政策目标。特殊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一种特殊的（政策）制度安排：面对国家经济剩余水平低下，市场机制不健全……，为发展能带来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重化工工业，由国家出面动员（调集）资源，组织经济活动（如创建人民公社、国有企业）。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或者说中心问题就是“弄清楚过去改变了发达国家的那种过程的性质，为什么它现在不出现在欠发达国家，今后能够做些什么去推动这个过程。”（注：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