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孔教会序》，一九一二年。
一、引论
思索的缘起
我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关心国家大事”是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对政治和文化的关注始于“八九”事件。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那一事件使我意识到，至少在短期内，文化和政治是一种独立于经济的、对社会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自此，韦伯和葛兰西的思想开始引起我的注意。我相信政治和文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伴随着90年代初期的“传统文化热”，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儒家经典。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起了民族主义讨论。与此同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并起。这一切促使我思考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争论。这场讨论使我把关注的视野扩展到国际领域，开始关注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90年代末期进行的两项立足于本土的实证研究，强化了我对民族文化的信念。对法轮功的研究使我认识到传统因素的顽强生命力。[1]对亚信公司的研究使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从而加深了对“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解。[2]
“9.11”事件后，我在华盛顿做访问研究。弥漫美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氛，促使我更加关注文化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中，我重读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受益匪浅。这一年也使我有机会对美国的宗教进行了近切地观察，看到了宗教对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于是，我回过头来阅读中国宗教史，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一系列著述。在异国他乡的这些阅读和思考，加深了我对新儒家和康有为的理解。
基本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民族、文化、国家的“三位一体”是现代化的产物。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反之，没有独立的国家也很难有完整的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丧失，而是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是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也是民族国家成功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政治结盟的基础。文化或文明正在成为支配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力量之一。
21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站在了文化复兴的转折点。一方面，文化或文明成为主导国际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任何民族都不应轻视自己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就国内形势而言，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同时，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此外，中国人口众多，移民遍布全球，而且中华文化气质独特、难于同化，也是支撑文化民族主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通过文化重建强化民族凝聚力，同时通过文化重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建设以华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并借此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也就是说，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
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通过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往开来，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道德。这是一场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始于本土、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的根基。
与一般的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议论不同，本文强调：第一，面向未来，继承历史，在现代化的脉络中审视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寻求新的理想、价值、道德，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第二，立足全球化，审视文化传统，把文化民族主义看作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力工具，是文化中国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第三，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即新儒教。
二、全球化与文化
文化、民族与国家
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具有截然不同的演化轨迹。因此，在这两类社会中，民族、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也不相同。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而是它们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相互关系，即在工业社会中，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的关系。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盖尔纳对此给予了精辟的论述。[3]
盖尔纳指出，成熟的工业社会要求其成员能够顺利地交流和流动，而正是这种要求导致了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是大规模生产、分工和交换。这要求它的参与者能够不受背景的限制，与所有的人在面对面的短暂接触当中用抽象的交流方式进行密切交流。它要求参与者在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甚至在自己的一生里，时刻准备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交流与流动需要共同的文化，一种识字的、世俗的高层次文化。只有凭借共享的文化，人们才能顺利地交流和流动，离开共享的文化，人们根本无法进行交流和流动。文化既是支持个人交流和流动的因素，也是限制个人交流和流动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其中接受教育的高层次（识字）文化，是他们最宝贵的投资，是他们身份的核心、他们的保险、他们的安全保障。”[4]“人们的确热爱自己的文化，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感知到文化的氛围，他们知道自己离开了文化，的确不能呼吸，不能保持自己的身份的完整性。”[5]
要想在大范围内创造和维持这种统一的高层次文化，需要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由它来创造各种机构和制度来整理、开发、储备这种文化，同时大规模动员资源以确保这种文化在整个人口中传播。这种权威机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总的说来，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管辖、维持和认同着一种文化，一种沟通方式，它们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占主导地位，它们的持续存在，取决于受该国家监督并且往往实际上受其管理的集中的教育体制。国家垄断着合法的文化，就像它垄断着合法的暴力一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6]“工业社会……的各种因素——普遍识字，流动性和个人主义，政治上的集权、对昂贵的教育基础设施的需求等等——使它处于一种政治和文化疆界基本协调的状态。”[7]于是，一个使文化和政体和谐统一的世界便诞生了。
工业经济需要新型的中心文化和中央国家，统一的文化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同样，国家也需要统一文化的支持。“国家可能需要它的成员在文化上具备相同的特征，因为它面临这样一种形势，既无论是管理它的公民，还是用社会生活所必需的道德热情和社会认同来激励公民，它都不可能依赖业已受到很大削弱的次群体。是文化，而不是社群，提供了内部的约束力。总之，现代文化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相当新的事务，是现代经济的需要必然产生的结果。”[8]
文化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共同体，身份与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民族也是如此。民族身份可以看作是集体性的象征，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以“民族”相互认同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
民族身份是文化范畴的问题，涉及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哲学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一个人的民族性特点，深深地植根于文化结构里。“民族认同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决定的，其文化建构非常复杂，因为树立新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与价值、伦理、道德的重构是相关的。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既发挥认同的对象物的功能，又诠释一个民族的品格。”[9]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从属某一个特定民族的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
“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的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提供安全感的土地，也只有祖国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受到了挑战，如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危机，就会对一个民族造成不安全或者虚弱的心理。在国际交往中，民族身份会表露出鲜明强烈的文化特征。在国际社会，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习惯有多么不同，来到国际社会，要服从国际社会的惯例、礼仪。但民族身份的文化特征，如道德和品格力量，也决定了是否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上与其他国家正常交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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