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论点中，第一、二两点，曾有林家平先生在其1986年第3期《兰州学刊》所载之《试议拓展敦煌学研究的空间》一文，以及他与宁强、罗华庆合着的《中国敦煌学史》之有关章节中表示欣赏；第三一点曾有朱绿梅（案：即王小盾）《也谈敦煌讲唱词的音乐渊源》一文（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总第七期。）提出质疑，而且我也有针对的答辩；（牛龙菲《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载1985年第2期，总第八期《敦煌学辑刊》。）第四一点，至今尚未见有人评论。
在我自己，于那篇论文的四个主要论点中，最觉不满的是第四一点。
当时虽已认为："'变文'之'变'，当有非文体概念的其它含义。"但终觉在未找到"经变"确切语源的情况下，我"以一'变'字而兼及'辩'、'变'二义"之有关其功能的论说，难逃"牵强附会"之讥。故于"变文"一端，只是"且谈"，而未敢专论。
在我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切名谓，总有其固有的语源。
"变文"一语，不要说"至今还没有找出译文或对音的梵文"；（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原载1981年第2期《中华文史论丛》，可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上册第285页。）即使是找出了译文或对音的梵文，也当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变'字在汉语内应首先具有相适应的意义"（同上）。
可惜的是：前此向未有人在汉语中找出"变文"之"变"的真正语源，其意也向未有确训达诂。
因此，1985年提交新疆乌鲁木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一九八五年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又提交了本文，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自1985年提交上述学术讨论会之后，又曾见有北京《读书》1988年第4期金克木《"变文"的"变"的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之《从"睒变"论变文与图绘只关系》等文。这些论文所及，正如敦煌《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张鸿勋先生《变文研究评述二题--敦煌变文研究回顾与思考之一》所说：不过"表明从古梵语中寻找'变'字的工作，至今尚未结束"而已。此外，还见有广州《华原》1995年第1期姜伯勤先生《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此文虽然在隋代吉藏《中观论疏》中找到了"释此八不，变文易体，方言甚多"的文字，但这已然是"流"，而不是"源"。不仅如此，姜先生所谓"因为博通众典，在唱说时遂对正式的经文文体加以变通，从而'应变无尽'。这是最广义的'变文'概念"之言，也并没有超出本文当年的论说。
若干年来，我一直留心于此。从本文第一次成稿的1985年5月至今，我也依然在注视着有关此一问题的研究动态。综合考量，我依然坚持如下之或许可以供同人参考的意见"变文"之"变"者，实系中国固有之"经·说"、"经·传"、"经·变"之"变"。
一，"经·变"之制乃中国固有
中国固有之"六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案：《乐经》已亡。）正如梁启超所论："古书椠于竹简，传写甚难，故凡著述者文皆极简。《老子》仅五千言，《墨经》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义丰而文约，而微言大义，皆在口说。"（梁启超《墨经校释》，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三月版，第二页。）《墨子·经上》有言："说，所以明也。"故《墨辩》有《经上》篇，又有《经说上》篇；有《经下》篇，又有《经说下》篇。《韩子·外储说》亦有《经》、《说》之制。此正如梁启超所说："欲明经，当求其义于经说。"（同上。）此《经》、《说》之制，先有晋人鲁胜《墨辩注序》发明，（《晋书·鲁胜传》存其《序》说："《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后又有唐人杜牧言之，（《樊川文集·答庄充书》说："复观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诗》、《书》、《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说，皆是也"。案：这里所谓"百家之说"的"说"，便是"经说"之"说"。）"自梁（启超）氏笃守此例，乃能将经与说之关系，确定而不移。"（范耕研《墨辩疏证》，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版，第六页。）近人栾调甫先生又更指出："盖《墨辩》之有说、辩，犹因明之有立、破。"（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平章胡墨辩之争》，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35页。）至此，"依经以辩理"、"错综经文以尽其变"，（语出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爰俞雅辩，畅辩微理"（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墨子要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97页。）的"说"、"辩"（"变"）功能，遂大白于天下。
此《经》、《说》之名，后又移易为《经》、《传》。据《尚书正义》"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之言，此所谓《尚书》者，已非"本经"，而是"口传"，即"本经"之"传"。又据《汉书·艺文志》，道家学理也有《傅氏经说》和《邻氏经传》等不同的《说》、《传》。
西汉之时，经师传经之业大盛，立为博士者亦不在少数。此所谓《经传》，与《经说》大半传述圣人口说已略有不同。此正如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说："《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正因如此，蒋伯潜先生才说："圣人所作曰'经'，贤人所述以释经旨者为'传'"。（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427页。）西汉、东汉以及从此之后经师所依之先秦经传，即如《春秋》而言，便有《左氏》、《公羊》、《谷粱》、《邹氏》、《夹氏》等不同的《传》。
此所谓《传》，又有偏离《经》之主旨者，古人称为《外传》。如，三国韦昭在《国语·叙》中便曾说过："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有言：《传》者，"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故，"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依此之言，似乎，在"六经皆史"（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易教上》）的中国，作为记录史事的"经传"，相当于"外传"者，又有"变例"的一体。
此所谓之"变例"，笔者所经见之文献，尚未有专名。但或许与杨雄《法言》所谓"五经"之"变"的称谓有关。笔者所谓"经变"者，正是指此"经传"之"变例"。
《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第三》有言："《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谓的"变例"，与此似也有相通之处。所谓"通辞"，是指论说"道常"的言辞。（案：所谓"道常"，犹如今日所说的"规律"。）而所谓"从变而移"的"经变"，其与"通辞"的关系，似可参考蒋伯潜先生所著《十三经概论》一书中《春秋经传概论》一章所引诸家之言论之。
蒋伯潜先生说："《公羊》、《谷梁》为'传'之正体；《左传》则是'史传'非'经传'之传之正体也。"作为"非'经传'之传之正体也"的《春秋左氏传》，有"《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刘安世）；"《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范宁）；"《左氏》有无经之传，失其根本"（权德舆）；"又有释不书于经之事者"（蒋伯潜）；"有于经传不合处，不云传误，而云经误；其注亦多强经以就传"（蒋伯潜）的特征。此所谓"经变"即"经传"之"变例"，其与"经"的关系；比之"传"与"经"的关系、"说"与"经"的关系，要更加强调史事的传述，并带有"演义"的意味。
正因"经传"之"变例"，有"详于史"、"艳而富"的特征，故有十分丰富的形态。杨雄《法言·寡见》曾说："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这里，所谓的"五经""其变"，即《乐经》亡佚之后的《易》、《书》、《诗》、《礼》、《春秋》的各种《说》、《传》、《变》。
又，王重民先生也曾指出："《隋书·经籍志》子部兵类有《投壶经》一卷，《投壶变》一卷。"（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第287页。）综上资料，所谓《说》、《传》、《变》三者，盖有两义1，诠释其《经》，引申其旨。
2，与"道常"对应的"事变"。
在"六经皆史"的中国，《说》、《传》、《变》三者，特别是《传》、《变》二者，常常是以具体的历史事变来诠释《经》中的"道常"。故，《春秋繁露》卷五《十指第十二》说："《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举事变见有重焉，则百姓安矣；见事变之所至者，则得失审矣。"在以"事变"映证"道常"这一点上，《说》、《传》、《变》三者，特别是《传》、《变》二者，"率名异而实同"。（语出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89页。）敦煌遗书中《刘家太子变》之所以又称作《刘家太子传》，《后土夫人变》之所以又称作《后土夫人传》，正是因为如此。
除此而外，《说》、《传》、《变》三者，特别是《传》、《变》二者，在"六经皆史"的中国，还有"传闻于未闻之者"（语出张衡《西京赋》）的史学－文学功能。太史公于此，有明确的申明。他在《史记·管晏列传第二》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承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佚事。"此所谓"佚事"者，是所谓"传闻"之类。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所说："有'见'，有'闻'，有'传闻'"。王子年《拾遗记》所记，多为"《史记》略而不录"之事。晋·葛洪《<西京杂记>跋》称其书钞自刘子骏《汉书》，目的是"以裨（班固）《汉书》之阙。"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有言："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故，此一类传闻史事的《传》、《变》之文，虽确"依经起义"（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附经间出"（语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语出王子年《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