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和私人资本（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或存在冲突的公众机构。相反，它把自己看作是支持私人资本对第三世界进行渗透的执行者。由它帮助贷给资金的工程为器材设备供应商打开了巨大的市场。最大的阴暗笼罩着这一领域，但人所共知，这些市场对跨国资本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利润特别大。银行的运作成本远远高于那些由国家当局或多边、双边互助机构（尤其是东方集团国家）所施行的类似项目的运作成本。阿斯旺大坝工程可为例证，大坝由苏联援建，成本远低于世界银行的“预测”。诸如此类的成本超支使低息贷款的好处不再明显。
世界银行的介入和矿业跨国公司的关联密切。银行对国有化风险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并通过承担基础设施项目（公路、电力、矿运铁路、港口）间接补贴矿业公司。在农业部门，世界银行致力于摧毁农民生活的自治权，通过支持各种形式的信贷打破农民的紧贴生存线的经济，通过著称于世的“绿色革命”促进农村的社会分化。在其他领域，银行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以增强第三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融合。它还系统地促进对公路的利用（与利用铁路相反），以打开石油出口市场，促进石油依赖性（这恶化了许多国家的贸易赤字）。它促使穷国滥采森林以供出口，而不顾给生态环境带来何等骇人听闻的破坏，也不顾给国家及其未来带来多大毁灭。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对工业化的贡献自始至终是微乎其微，即使是对象南朝鲜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现在世界银行赞扬南朝鲜，而南朝鲜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拒绝了世界银行的“训诫”（向外国资本开放工业、放弃补贴本地经济等）。
当然，世界银行的全球战略是明确地和统治世界的资本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 1980 年以前还是以后，它都没有关心过现在被称为“穷人”的状况。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环境，无论在这个问题上它有多少花言巧语。世界银行总是支持对公共土地的有系统的毁坏以及森林的滥采，而以生态平衡和绝大多数公众的福利为代价。更有甚者，世界银行一方面装作“非政治化”，一方面却总是对与华盛顿及其盟友紧密结盟的政权表现出偏爱－－蒙博托、马科斯、皮诺切特、苏哈托或者“马库特大叔”〔 Tontons Macoutes ，美国支持下的海地杜瓦利埃独裁政权的军警暴徒－－译注〕，而不去过问什么民主的问题，也不去管它们如何腐败，以及在此条件下介入的无效性。
在其历史的某一时期，世界银行为了抵制“计划意识形态”，运用一种基于“项目分析”的反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并不那么强有力。“影子价格”的使用没有多少意义：只有当控制价格和财政补贴时，它们才能影响决策，而这又与它们所支持的教条矛盾。而且事实上，对非熟练劳动力设定“零”影子价格只是用来作低工资政策的借口，换句话说，制造贫穷而不是消除贫穷。
同时，世界银行还进行了“学术”文体的游戏。从总体上看，这种游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总是旨在为统治资本的战略制造合法性。有一个例子就够了。在一本写于 1965 年的关于象牙海岸的书中，我预测到 1985 年时会产生系统的“阻塞”，以及外债问题。世界银行当然是支持对象牙海岸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的，它发现有必要用比我多五十倍经费的研究来回答我的研究，今天细读它那个研究，会令任何人耻笑的。
这里所考虑的所有“发展基金”机构以及实际上更重要的双边援助基金只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一小部份，一个虽不可忽视却很小的部份，即使我们只是论及流向第三世界渠道的资本。这一市场可分成两大类：寻找生产性投资的资本市场（矿业、石油和能源、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建筑业、旅馆、旅游以及其他服务业），和寻找短期金融投资的游资市场。
对于美国、日本以及在次要程度上的欧洲，这第一类市场的规模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尤其如此，当时“再配置”活动正在高潮。然而欧洲更倾向于在比它落后一步的周围地区（意大利、西班牙等）投资，而不是那些直接依赖的地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这解释了“洛美公约”（ EEC-ACP association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通过支持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农业和矿业）以及歧视工业化的政策，这个公约对非洲的灾难和后来这一大陆的边缘化、第四世界化负有显著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