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饶有趣味的是，这样一个被视为必然趋势的全球化，却在近年来遇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不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频频受到反全球化者的冲击，不必说世贸组织谈判经常收到反全球化者的抗议，单单从2001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需要配备大量荷枪实弹的警察来护驾，就可以见到反全球化者的影响力之一斑了。
考察反全球化者的组成，确实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发达国家中因为面临全球化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利益受损者，也有寄望于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好处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环保组织等；其看法也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例如，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反对者们认为，发达国家政府的决策向大公司的利益倾斜，而没有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的要求。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精英们和经济实体做出的决定不民主，导致环境被破坏；工会方面认为约束不力的贸易活动引来了大量劳工从缺乏健全劳动保护机制的地区大量流入；人权组织和学生团体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的政策以牺牲当地经济为代价，进一步纵容工厂的劳工保护不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反对者则更多地呼吁发达国家拆除贸易壁垒，等等。
我们可以轻松地指出，这只是一帮乌合之众，试图阻止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螳臂当车；我们也可以运用现代的经济社会政治分析工具，全面地批驳他们的可能会被证明是十分错误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持续、平稳地推进全球化的进程的话，他们的看法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就值得反思和汲取。至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寻找到完美的答案，因为全球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挑战。
因此，直面反全球化者提出的问题中的合理成分，清醒地把握我们目前还不能把握的趋势，是我们推进全球化的现实基础。
一 以规模日趋庞大的国际游资冲击为代表，国际经济波动将会相当剧烈，但是目前我们还难以有效实施监控和协调
金融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国际金融市场上大规模的投机资本的兴起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据初步统计，目前国际游资的规模超过7万亿美元，截止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全世界每天跨越国界的货币流通量平均约为1.5万亿到2万亿美元，比10年前的1989年增加了10倍。这种跨国界的货币流通量已达到全世界每天新增GDP产值的700倍，是全球股票市值总额的10%。这些投机资本的一个较小的部分就可能对一个中等经济规模的国家形成显著冲击。与各国有限的外汇储备等传统的抵御工具相比，国际资本的巨额流动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而且目前我们也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尽管经济学家大多相信自由贸易，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究竟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针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发展，也有不少人建议加强金融监管的合作。但是，金融监管国际化和国际和作所要求的统一监管标准和方法，在世界各国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发展程度差异甚大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遇到各国金融监管制度环境不同，与金融监管趋同之间的矛盾，并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于是，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发端于泰国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危机兴起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却通过全球化的紧密联系，迅速扩张到全球，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另外，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在外资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竞相展开优惠政策的竞争，这就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激地采取了一些放松管制、开放市场的决策，直接导致其国内经济的波动，并可能向国际市场传染。发展中国家常常在批评发达国家方面达到一致，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政策合作，就会出现相当大的政策分歧，例如，最近古巴的卡斯特罗建议石油输出国阻止对发展中国家采用比发达国家更低的价格，以减低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过大冲击，就受到相关国家的反对和抵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采取的这种政策竞争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这种对于经济可能形成的扰动力量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