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那时，对这些机构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们的干预过于谨慎了。例如，学者们感到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几个资本主义列强无能为力，美国在欧洲重建中抛开了世界银行而只依靠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仅仅是争取更低的关税，而不敢争取更多的东西，等等。
国际外债危机始于 1982 年墨西哥停止偿债的威胁，但这没有根本改变上述看法。这些国际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也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首当其冲受到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它们面对新的形势行动太少：基金只是用于重新安排债务，而没有处理其再发生和扩大的原因或机制（高利率，不加控制的开放，等等）。
1981 年时，对国际经济机构的批评开始变得严厉了。那时里根－－他信奉极端新自由主义教条－－刚刚上台，这些机构立刻转向这种教条，似乎它们必须追随白宫里的每一次时尚变化。这种转变又立刻明确为一个简单的和普遍应用的行动计划，即“结构调整计划”（ SAP ）。这一计划首先被应用于那些被认为“处在危机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好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危机！），强迫这些国家根据新的条件做单方面的调整。在八十年代末，这一套被扩大应用于于苏联东欧国家，以“帮助”它们迅速地转换到“规范”的资本主义。
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对形形色色的这一类“调整”的批评。很多出色的、深入的批评，包括对各国具体经历以及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已经使我没必要在此复述了。 1993 年，“国际人民对西方七国审理裁判团”在其“东京裁决”中形成了一个汇总的批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这些批评。按照裁判团的意见，结构调整的普遍结果是：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作报酬下降，食品依赖性增强，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保健系统毁坏，教育机构入学率下降，许多国家的生产能力下降，政治民主受到损害，外债持续上升。
这一结论是非常生动的，同时准确而健康。它包括两个重要而有力的结论，一个是明确的，另一个是隐涵的：⑴国际机构遵循西方七国的战略而制定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陷于悲惨和巨大贫困的原因，特别是在南方和东方；⑵这些政策并不是解决“总体危机”的药方，相反，它们把这些国家逼进了通货紧缩的漩涡，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我感到这第二个结论对于我将在下面提出的论点最为重要。这些政策批评的大部份意见来自有着极不相同性质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其中的许多组织都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因而他们对这些政策的批评完全是道义上的。他们指控这些政策培育了贫穷，好象制度的逻辑与这些完全无关，所以贫穷只是“错误”的产物，是可以被“改正”的。
一些批评者没有忽视属于总的制度之逻辑的责任。而事实上，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世界银行还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代里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有限的“自我批评”来恢复自己的声望。心怀恶意者会禁不住说，世界银行只是适应克林顿白宫的新词令而已。即便真的如此，无论是藏在金融专业化面目之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以跨国公司的“商业秘密”作掩护的关贸总协定，都没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恶意的批评者又禁不住会解释，这种双簧表演也是从白宫那儿学来的，来自不同机构的官员们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分工而已。
无论如何，世界银行的“自我批评”，和它为穷人的困境而掉的几滴眼泪并没有能够欺骗所有的人。在一份 1993 年的文件中，国际志愿机构委员会（ ICVA ）的秘书长马可斯·阿鲁达嘲讽地指出：世界银行继续忽视一个事实：即“穷人问题”并没有在 1980 年以前执行的政策的日程上，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债务危机仍有待于解决，其结果是南方已经成为向北方的资本输出国；世界银行提倡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而结构调整政策的本质是排除群众参与和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