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在北京书展上面世，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热点，定价不菲的十卷本迅速售出了一千多套。《光明日报》的专刊《书评周刊》以头条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签名售书的盛况。这是1980年胡风案平反以来全国报纸上最具规模的关于胡风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是邓小平倡导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日益深入的一个方面的表征。
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触怒了文学权力中心，加上不久后舒芜以私信编织成"反党（以后升格为反革命）材料"，构成了建国以来第一起最大的文字冤狱。幸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英明政策，终于获得平反，这已是历史事件。那被称之为"三十万言书"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个历史性文件，就收在《全集》的第六卷。五十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当然无缘读到这个文件；当时有阅读能力的（关心文学的）读者，也只读到了当年为了批判胡风而在1955年1月《文艺报》第1、2期合刊附发的这个《报告》的第二、第四部分，没有读到更具实质性因而也更具爆炸性的第一、第三部分。现在，人们终于有幸因《全集》的出版读到了这个历史性的《报告》的全文了。《胡风全集》之所以为读者所争购，这个《报告》的吸引力可能是很大的原因。
当年曾经公布过的该《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这部分的内容，是胡风以他所理解和把握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现实主义，剖析以林默涵、何其芳为代表所标榜的（当时是统治性的）"现实主义"其实质是拉普式的庸俗社会学，即独断唯心论和机械论。这是属于理论批评的范畴，当时的绝大多数读者，包括文学界，很难判断是非曲直；而且庸俗社会学的一方又是执掌文权的领导人物，挟有不言而喻的优势，所以不妨公开。公布的第四部分，题作《作为参考的建议》，属于文学运动、文学实践的操作方式等具体工作方面的意见。你提你的，是否采纳是另一回事，自然也无妨公开。可是第一、第三两部分却是犯忌的，不宜公布的，因为那两部分是胡风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出了大量文学权力中心的统治方法和术数的内情，还有从三十年代鲁迅时期起一直发展下来的文学界的历史奥秘，那可是不能曝光的。这个文件之所以当年没有全文披露，秘密就在这里。
其实，以前未曾面世过的这两个部分的基本事实，关心现代文学而不怀偏见的人，从现象中也能察知个大概；至于历史渊源方面，则读鲁迅书的人可从鲁迅晚年的文字、书简中，特别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名文中大致心照。胡风不过是以更系统、更具体可感的语言表述出来罢了。胡风是诗人，诗人常常是预言家，他所揭示的文学实践上的弊害果然导致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沙漠化，或只有些人造的虚假繁荣而没有多少可以作文化积累的成绩；以至八十年代的共识是那三十年一片文学荒漠。第一个喊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要遭打的，胡风于是落入了悲惨的命运。
聂绀弩诗道："几人三十万言书？"胡风螳臂当车似地挺身进行了保卫鲁迅以来文学人民中心免被文学权力中心全面吞蚀的最后一搏。胡风的悲剧在于他不能察觉，作为他的对立面的他称之"宗派性质的统治"，其实是权力中心的一个分支；而权力操作是排斥任何稍有不驯的独立思考、判断和舆论不一律的意见的。并且，文学权力中心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愈加倾向于权力而宁可牺牲文学的，终于在最后"四人帮"统治时期就只剩下八盘样板菜和一个小说厨子，就证明了文学权力中心只要权力不要文学的特性。看历史真洞若观火，到今天是人人都能看清楚的常识了。
胡风太执着于他以生命投入的文学事业了。他带着渺茫的希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企图尽可能地保住一点文学生机。其实，他即使成功了，也可能起点修修补补的作用，挽不回大局。他的这点卑微希望用鲁迅所说的"奴隶的语言"表述，又不得不适应政局的总框架作了委曲求全的妥协。今天新一代人看了肯定会感到窝囊，感到不是滋味。正像同卷中他在狱中的两份长篇交代材料：《简述收获》和《从实际出发》一样，是"罪人"和"敌人"的无可奈何的诉陈，是思维被紧箍咒拘缚住的呻唤。只有认真细辨并观照当时的局势和风习的人，才能呼吸到他为事业而徇身的大勇，和在"奴隶语言"中所包含的对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发光的卓见，而对被捆缚着的普鲁米修斯致以由衷的敬佩和感激。
这荒唐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这些现代文学史乃至现代中国史上的关键性的文献没有任何人能够回避。没有这些文献，要理解和写好现代文学史乃至现代中国史，是绝对不可能的。否则，写出来的历史便是不真实的，不触及历史的根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