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新版，心惊肉跳，决不亚于史蒂芬·金的小说所制造出的恐怖。手边没有旧版，无法对证新版与旧版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看不出张建伟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他已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个“戊戌年”，也不知道这种标识为“历史报告”的著作该不该当作正史来读，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戊戌变法史要重写，而且中国近现代史的上的许多历史事件都要重写，许多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了多年的历史学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要更改自己的历史知识，并会为从小就崇拜被奉为“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康有为和熟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而蒙羞，进而凡是接受了现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的中国人都会蒙羞，
因为新版中的康有为绝不是戊戌变法的旗手和领袖，而是一个权欲熏心、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用无数谎言制造了虚假的历史，欺骗了全世界，欺骗了全中国，而且欺骗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还要部分地承担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丢失许多良好发展机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新版《温故戊戌年》叫做“康有为别传”或者“康有为盗国记”更合适。
让我们择其主要事件来看一看新版中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抄袭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为急于马上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
第三件：为了取悦于光绪帝，也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许应当作反改革的典型查办，许被罢官；
第四件：假传圣意，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晋见，还说他上呈的折子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直接递给光绪帝，其实变法后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
第五件：制造“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有为却要“围园杀后”救皇帝，因而制造伪诏；
第六件：错信袁世凯，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袁世凯告密，但戊戌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发生的，荣禄是在戊戌政变后才被调进北京的；
第七件：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是伊藤博文的来访，此前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也就是说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卖国，充当汉奸。他与李提摩太交往多年，而李提摩太全是利用他，已经制订好了完备的分割中国的计划，只等他上套；
第八件：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作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康有为认为原诗暴露了他们的计谋，非改不行，由梁启超操笔，改成了后来流传开来的这四句：“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为什么这么改，新版中叙述未详尽。
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流亡到日本后孙中山曾经求见，康有为又以带血诏的钦差大臣自居，说孙中山是“著名的钦犯”，不便见面；
第十件：以假诏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后辅佐张勋复辟。
与这些大事相呼应的，新版中还叙述了一些可笑的细节，也直指康有为的人格。搬弄迷信，自比孔子；为了上书清帝，用尽伎俩，向多人骗取钱财，包括自家亲人和北京望族，以给他的银子数量多寡分封“贤人”、“大贤人”等称号；在上海嫖娼多次，不付钱，被妓女追着索要；等等。
也许由于偏见，本人自从接触戊戌变法的历史以来就不喜欢康有为这个人，对政变的结果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康有为，但读罢新版，还是殊为震惊。不单单是因为新版揭示了康有为之坏，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欺骗中国长达一个世纪。戊戌变法的历史固然复杂，但它总是历史，总有史实可以考证，而中国绝不少态度严谨、不从俗流的历史学家，可是康有为还是把包括许多学龄儿童在内的中国人都欺骗了，这是为什么？我不由在想，张建伟的新版康有为是不是完全合乎史实，当今史学界能否接受他笔下的康有为？因为新版中并不是没有疑窦：康有为究竟为什么要隐瞒“围园杀后”的计谋就是其中之一。我甚至不愿意康有为这样坏，因为这样一个事实
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太残酷，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太无情……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张建伟太无情，太勇敢，把这样一个命题重新提到中国人面前，就看我们怎样对待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