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两会”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相关话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后礼务村党支部书记陈汗同志结合他在全国多个乡村进行调研的情况，从农村政策具体操作层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一些思考，以农民话语浅谈“三农”，他的观点代表了主流舆论覆盖下的一些“悲观情绪”，对一些过于乐观的同志不失为一种进一步思考的提醒。
一直以来，农业问题始终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近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十分突出的摆在了社会发展的前沿，“三农”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大后，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延伸，是中国政治、经济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断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表现。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诸多领域，内容十分宽泛，众多媒体上发表的理论文章连篇累牍。我仅以一个农村基层工作者的浅薄眼光在政策具体操作层面谈点体会和认识，抱着虚心向同志们学习的诚恳态度和大家切磋探讨。
我国农业正处于“爬坡”阶段，“建设新农村”的历史境遇十分艰难，时间、空间迂回量极小，内容繁博，关联复杂。
三农现实远没有大家了解和预想的那样乐观，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头版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全文只有1595个字却点出了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文中堪称点睛之笔的三句话即“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深刻反映了当前“三农”问题的现状。
一、历史的、制度的原因迫使农民赤手空拳进入市场经济环境单兵作战。
众所周知，我国农业生产从来就是自给自足基础上的“果腹”农业，人均耕地面积和的人口数量所造成的“安全”问题一直左右着农业生产战略的定位。
“联产承包”充分释放体制能量的同时也对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国家财政连续多年的农业投资欠帐及农民家庭生产形式的投资短线，致使农业生产硬件不但没有长足的发展且旧有的生产条件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沙漠化等原因造成可耕地急剧减少。耕地资源的有限增加不断被城建、交通、工矿企业占地抵消。
土地质量下降、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目前全国中低产田已占耕地总面积的2/3，有机质含量已降低到1.5%.全国5万多条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仅有20%的河流有防洪设施。全国8万多座水库中有1/4的大中型水库、2/5的小型水库属病险工程。全国万亩以上的灌区工程，已报废的占10%，不同程度老化失修的占60%，基本完好的只占30%.大量的泵站、水闸、涵洞、灌渠破损，功能减弱。由于农业效益低下，农民工大量进城，撂荒土地现象严重。另外不到世界10%的耕地使用了世界30%的氮肥，2005年我国化肥的使用量达4124万吨，每公顷平均施用量高达400公斤，远远超出发达国家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农药的使用量每年到达120万吨，1.36亿亩农田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目前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600mkw以上，农机原值3362亿元，但对农业的贡献率仅为17%，机耕率47%、机播率27%，机收率19%.
另据测算“十五”期间，我国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仅为35%，而农业发达国家达到60―80%，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仅为30―40%，转化成果普及率低仅为30―40%，也就是说成果转化后有2/3没有得到普及优良品种的推广。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论在合作领域或合作数量上，都远不能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146万个合作经济组织在数量上显得相对不足，在合作组织数量少、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的情况下，农民对市场信息、成本、价格、信贷以及政策的反应迟钝，经营决策盲从，“看不见的手”在戏弄着成千上万的农户，农业结构调整中屡屡发生伤农事件。在“订单农业”“公司加农户”“产加销一体化”等等市场化探索中，利润并不在生产上游体现，农民赤手空拳进市场进行单兵作战，必然头破血流。加入wto后，本来靠劳动密集精耕细作的水果、蔬菜、花卉应当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强势产品，但严格的化学成分残留检验一次次成为技术壁垒的牺牲品，脆弱、落后、低效的我国农业必然要和已经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产生利益冲突，对弈的结果可想而知。
如此严峻的农业生产形势，在加上资金短缺、素质不高、农资涨价、市场发育不良、非涝即旱的气候，没有一整套体制创新、制度改造，没有城市优势资源（资金、技术）的直接参与，没有金融机构的宽松信贷支撑，没有科学合理符合各地发展条件的农产品区域规划，没有政府引导下农业相关企业的生产环节前移、仅靠农民自身已没有能力发展生产。
发展农业生产痼疾深重、千头万绪，1、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基本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但由于一些基层组织在利益驱使下操控土地流转、乱征滥占，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相关法律需要完善，土地制度需要规范。2免除农业税后转移财政支付资金相对巨大的三农管理成本杯水车薪，全系统、大范围、外科手术式的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将要引发的“管理者”的“抵制”“扭曲”结果已有多次前车之鉴。3一家一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怎样在粮食主产区实现机械化？良种推广等科技手段如何快速应用？农业设施谁来投资管理维护？4农业产业化链条如何保证环节联接顺畅和上游利润不被剥夺？5、农业经营组织怎样建立健康运作机制，避免中途生变？6、如何掌握农产品的大体市场供求动态、保证无毒、无污染、高品质的产品供应以及参与国际竞争？7、如何拓宽投资渠道、放宽信贷条件、破除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瓶颈？
二、低水平的工业化不但不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也不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
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资本和产品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劳动力却不可以。这就意味着必须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几亿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问题。而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工业化配套机制以及农业人口的自身的条件都不支持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转移，农业人口成为实现工业化的最大拖累。
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只有二种选择：一是花巨资大量购买知识产权和生产专利，用所购得的新技术、新设备武装制造业，实现“跨跃式”发展，技术封锁和资金限制让这种选择成为不可能，二是继续走“世界工厂”的道路，为发达国家组装和加工产品。但踏上了这条道路只会让中国的工业化离发达国家越来越远。
拉丁美洲、巴西、菲律宾、泰国的工业化都早于中国参加了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循环，但是，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一些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一些国家丧失了工业化的机会。我国可以通过自主研发或是模仿创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具备自主研发、赶上并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资金和人才能力，工业化进程危机重重。
农村发展生产离不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但新农村建设中的生产发展强调的除了农业本身的发展，就应当指的是农业相关工业的发展，应当是农业中的工业、农民的工业、农村的工业。我国乡镇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在促进国民经济高涨、增强区域经济活力、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成长等诸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连续5年高速增长后，乡镇企业进入了一个发展低谷期。
2005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4180万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达到26%左右；2005年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劳动报酬达110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4%左右。此外，乡镇企业是我国县域经济的主体，一般占县域经济总量的70%左右。可以说，乡镇企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经济基础，其发展程度直接关系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转制”，目前私有化率达到95%.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工业化其实就是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改善投融资体制、清晰产权属性、集中连片兴建、扩大企业规模、优化治理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规避市场风险、加强污染治理等一系列方面必须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否则现实状况不会有像样的改观。问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样的促成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国际环境已是昨夜蓬莱，而土地、资金、资源、能源、市场、技术、环保等制约性因素决定了现有农村资源不可能仅凭“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呼唤还能创造奇迹。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当前由于农村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国家监管部门没有能力对农村中的所有“生产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管，假冒伪劣产品的60%均来自于此（薄熙来语），同时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减少安全投资带险生产，废气、废液、废物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等已不属个别现象。如果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再进行所谓大力发展，投资者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可能放弃监管缺位的机会，表面繁荣掩盖下的罪恶对经济、政治造成的恶果令人担忧。
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就背离了新农村建设的使命和初衷。
城市化、工业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关于城市化道路，国家的表述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
然而，小城镇的先天不足使其不能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流形式。虽然国家政策限制大城市的发展，事实上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资源、资金全面向大的中心城市集聚，小城镇只在一段时间的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取得了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