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试图思考道德。当这个简单的词语被不假思索地混迹于众多句子中的时候，可以让人想到许多道德理论或说教；而作为一个光秃秃的题目，它从它的熟知用法中被疏离出来，成为一个陌生者，成为被打量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打量着我们，以它陌生的眼光透过层层熟悉的面具。它光秃秃地站在那里，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成为一种开启的可能性：一个扬起的手势或一个张开的口型。我们于是争取到一种微弱的可能性，得以聆听道德的声音，在它的突兀站出所撕裂出来的寂静里。所以胆敢用而且仅用这两个简单的字来作为标题，既是出于对语言的失望与无奈，也是出于对语言的绝对意义上的尊重和依赖。尤其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词语，更多的是出于后者。因为作为背负着沉重文化遗产的后来者，我们本来是没有权利仅仅以这样一个简单的原词语来作为一篇文章的题目的；但这说的只是我们，而就一个原词语本身来说，恰恰是它背负着沉重的文化遗产这种状况本身赋予它一种理由和责任去重新简单地站出来，迫使人们重新思量它的意义。因为所谓文化遗产终究是历史的“我们”所创造的，而一个原词语在一种绝对的意义上讲是任何文化创造的一种被给予的语言上的条件。所以，就“我们”而言，或者说出于对语言的失望与无奈，这个题目说的是：它可以是在思考任何别的东西，但不是道德；而就道德这个原词语本身而言，或者说出于对语言的绝对尊重和依赖，这个题目试图说的是：它只思考道德，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现代人经常谈论现代人或现时代的道德沦丧，并因此而沮丧。然而真正堪忧的不是现代人或现时代的道德沦丧，而是道德本身的沦丧。道德沦落到伦理道德，因而丧失了它的真义，这是现时代和现代人道德沦丧现象的根本原因。
伦理道德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人可以是“有道德的”，也可以是“没有道德的”，道德是一种“品性”，拥有或者不拥有它被描述为与人交往的两种伦理状态，就好象有钱没钱是经济交往中的两种状态。而且对它的拥有还可以有量的区别：有的人拥有较多的道德，有的人拥有较少的道德；某件事体现较多的道德，某件事体现较少的道德。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有一种收集整理道德规范的伦理学，它把道德按照日常的方式理解为现成固有的、不会改变的东西，它以故事、寓言、谚语等等文学方式使其自身成为日常伦理道德理解的语言表达：这种表达或者是把抽象的道德原则形诸具体的情境和行为，或者是把生活中的道德经验提炼为简约抽象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前者成为脍炙人口的教化故事，后者成为有口皆碑的伦理准则，这两者往往是同时进行的。随着这种道德语言的成型与习惯化，道德越来越被伦理化，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生活的伦理化，乃至世界的伦理化，也就是说自然越来越被理解为人的世界，而且世界越来越被当作人与人发生关系的舞台与背景，甚而至于只被当作空洞的时间和空间。所以，道德以一种“最富有道德的”方式被伦理化的过程，伦理道德取得它强大的教化力量的过程，也就是本真的道德被沦丧和本真的自然被遗忘的过程。道德世界的建立，也就是自然隐退和道德沦丧的开始。
在道德伦理化的背景上，对自然的隐退或世界化的抗争最初表现为一种拒绝教化的自然主义，但是由于它所崇尚的自然不过是被伦理道德夺去了内容的空洞躯壳，所以实际上它不过是伦理道德世界的一个反面陪衬现象，或者说是温情的伦理道德世界的一个冷冷的空洞的伤口。它以它的反道德的冷漠自然无情地揭露伦理世界的谎言和虚无的本质，但毋宁说它就是伦理道德世界的虚无本质本身，它许诺的自然毋宁说是伦理道德世界最大的谎言，因为它实际上被伦理道德世界利用为自我开脱和自我麻醉的最后防空洞，在这里面自然的隐退和道德的沦丧不但不再作为问题来刺痛人们的回忆，反而成为一种享受。所以这种自然主义实际上成了一种为伦理道德世界制造调剂性不和谐音的共生同谋。
另一方面，伦理道德世界的主流文化出于对道德伦理化进一步深化的需要，也开始对伦理道德视道德为事实、从而只对它进行加工整理这样一种状况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导致了对道德的根据、来源或本质的寻求，这种寻求表现为两种互相争夺支配权力的共生同谋：宗教的与哲学的道德阐释。
如果说朴素自然主义是隐退的自然的殉葬品，或者说它对道德的伦理化所做的抗争是以一种随自然的隐退一起隐退的话，那么可以说宗教是第一个试图从正面冲破伦理道德世界的力量。然而由于这种力量原本就是在伦理道德世界的温床上孕育出来的，它既没有见证到道德的伦理化，也没有经验到自然的丧失，它只是对这个伦理道德世界感到不满，但它并不真正知道它的不满究竟来自何方，所以它伪造了一个彼岸世界作为伦理道德世界的对立面，这个世界是超自然超道德的，它是自然和道德的来源和根据。但是宗教不知道它所要超越和为之寻求根据的自然已经是隐退了的自然，道德已经是沦丧了的道德，所以它对所谓自然和道德的超越和奠基实际上加剧了自然的隐退和道德的沦丧。一方面，彼岸世界的无限权威以及人亲近甚至达到这种权威的可能性极大膨胀了人类的自我中心幻想，助长了人对于自然的忽略与蔑视；另一方面，道德的伦理化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被扬弃，反而被神圣化为通往彼岸世界的津梁，所以虽然宗教本来是作为伦理道德之世俗权威的挑战者面目出现的，而且虽然伦理道德世界的权威知道在宗教的极端空虚和傲慢的核心里道德并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宗教还是被伦理道德世界引以为最亲密的同盟。
但是对伦理道德根据的寻求并不一定要以一种假装蔑视和企图超越伦理道德世界的神圣面貌出现，它还可以表现为一种坚持在伦理道德主体自身内部寻求根据的崇高形态，这被叫做哲学的道德观。由于这种道德观是道德伦理化的直接的和正面的结果，而它也将它的思想触角深入到宗教的领域，所以它不象伦理道德世界本身那样直接以宗教为亲密的同盟，而是以与宗教相互争执对伦理道德世界的解释权的方式在伦理道德世界的屋檐下与宗教共生同谋。 作为自我根据的道德观，哲学道德有两种形态：据理的自律道德或从心的自律道德，分别以客观的理或者主观的心作为伦理道德的根据或基础，以之为道德的伦理化作出解释和提供论证。它们不停地互相批评，但实际上它们至少在两点上是一致的：一是都强调自律：从心的道德固然是自律，据理的道德也强调道德之理虽然客观，但也是人心之客观，与物理之客观有别，与宗教彼岸之不可以人心思议亦有别。二是它们共同的兴趣不在于记录整理伦理道德的“老人言”，而在于为伦理道德提供理论基础或根据；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去思考日常伦理道德如何才能被合理地论证和建立起来，也就是问：人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规范？人的行为或者人的内在品性为什么是要符合道德的？论证、建立、遵守、符合这些词表明它们没有问到更根本的问题：道德首先是否应该被理解为或被规定为伦理道德？这个问题本应优先于伦理道德的合理性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这里实际上暴露出自我根据的道德的一种自相矛盾：它一方面强调伦理道德合理性的根据在于主体自身，另一方面它并没有贯彻这种自律的原则，因为理性的或心性的主体所要论证、建立、遵守、符合的伦理道德规范毕竟是从外面现成拿来的，虽然“凑巧”与那些发自理性或心性的道德原则一样。作为对这种不彻底性的克服出现了两个方向的道德学说：一个是从哲学的努力回退，试图以科学的方式论证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解释其发生的原因与历史，探讨其结构与功能，衡量某些具体道德规范的得失，决定其取舍废立。另一个是突破主体性哲学的理性原则，不接受、更不屑于去论证任何外在于自身的既有道德规范，而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为最高的道德。与科学策划的道德观相比而言，这种道德可以叫做艺术创造的道德观。
但是这两种道德观实际上取消了道德。无论在科学性的道德策划里，还是在艺术化的价值创造里，伦理道德或哲学道德的消极的客观限制固然被打破，但同时任何积极的限制也被取消了，也就是说原来以伦理化的道德形式曲折地残存下来的一点本真道德的遗迹也被彻底地抛弃，于是道德完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多余的词汇：在严格的社会科学用语里它与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等等放在一起成为有关法制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等标准考察之外的非常规变数。在这种科学策划指导下的社会工程实施中，它被用作精密的标准技术手段如法律条文、经济预算之外的辅助性的民间调解手段，而且科学社会确信这种辅助手段的需要仅仅是暂时的，因为按照“社会进步”也就是科学化的要求，道德的原则最终都要被全部转写为可操作的、可控制的、可废立的、无歧义的精确形式。所以无论在社会工程实施中出于操作性的技术细节原因是否还暂时被利用，它在科学策划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遗迹、落后的象征，如果说除了暂时之用外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便是一种观赏价值或文物价值，是一种有趣而且无害的古迹旅游资源一类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越落后的地方越丰富，而在一个充分进步发达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充分数字化、精确化、机制化的现代性社会里，这个因素在严格的社会的算计、策划和工程实施里是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类似地，在艺术创造式的道德理解里，或者说在为自己创造道德的自我癫狂的艺术活动里，道德实际上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笑话，一个现代派的搞笑的艺术品。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一种科学和艺术的相争-同谋，因为在科学技术操纵的世界里，据说对美的热爱、对诗意的感受、对艺术的虔诚是现代人唯一可能用以抗拒科学权威、抵制技术统治的稻草，是人类最后的救主，但实际上对纯粹美感的狂热追求正如对精确控制的无限提高一样，是现代人彻底丧失了本真道德尺度之后的痛苦而麻木的、疯狂而冷漠的、清晰强烈而盲目愚钝的自我膨胀。这个膨胀的自我可以表现为审美的主体，也可以表现为算计的主体，而这两种主体相互争执的可能条件在于：就其根本而言，二者都是追求控制和创造世界之权力的意志。这种意志本身除了什么都不是之外并不是任何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