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运催生了美国制造业
1781年10月，英军将领康沃利斯于约克敦投降。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但是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和发展。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对英贸易的滞阻，北美的制造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从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看则仍远落后于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独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3929吨，1791年下降为797吨[1]。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带累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据统计，从1784年到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760万英镑， 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2 49万英镑，逆差高达521万英镑[2]。出口萎缩、市场缩小，使价格大幅下跌，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最著名是的谢司起义[3] 。在美国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称为“危机时期”[4] 。从竞争的观点来看，其实质是英国挟裹着其市场竞争的强者优势对新独立的弱小的美国进行打击，以经济殖民来代替政治、军事殖民。
危机给美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美国向何处去”一时成为报纸和小册子所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喧嚣声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声音至今仍清晰可辨。推崇自由贸易多为南部大种植园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机时期，南部大种植园主兼并了大量小农的土地，巩固了竞争地位，他们虽然对英国限制出口不满，却得益于优质廉价的工业品。因此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一方面要求英国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试图摆脱英国的商业垄断，开拓南欧、北欧市场及其他全球市场，同时则加快向西部扩张，将西部广袤的土地变为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增强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北部大商人也主张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的利益来自对外贸易的扩大，无论进出口是否出现逆差，只要贸易总额上升，就少不了他们的利润。主张贸易保护者成份比较复杂，既有保卫独立战争成果的爱国主义成份，又有在谢司起义前巩固统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国打击最沉重的广大小农，又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主。由于当时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主张增强联邦政府力量、加强贸易保护的代表，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事实上控制了政府决策。汉密尔顿认为英国的力量来源在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必须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要发展制造业，则必须有政府保护。他指出需要政府保护的三个理由，一，外国政府对制造业有保护和奖励；二，农业国居民出于习惯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职业；三，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就使“最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5]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由依附于英国的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故汉密尔顿主张中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建立了财政税收制度，恢复了公共信用，顺利发行了新国债，使联邦政府不再有名无实。然而汉密尔顿所珍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的关税法案规定进口税率仅为9%，远不足以保护新生的制造业。英国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所在，一开始就禁止机器和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外流。由于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又比英国高1/3到1/2。加以英国企业主资金雄厚，有现成的销售网络等因素，使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4%[6]。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难摆脱后来中南美洲各国的命运，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因为主宰着独立后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他们都从依附地位中获益。发展制造业的每一个重大措施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征收高关税首先种植园主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欧洲的工业消费品，如果对方实施报复性措施，则还会连带出口下降，价格下跌，收入减少。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资源越丰富就越可以依赖开发资源来获取收益，就越缺乏发展制造业的动力——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只能靠发展制造业。杰斐逊的自由贸易主义和农业国之梦，正是建立在对美国丰富资源的依赖上。这个甜美、舒适的梦完全有可能将美国的制造业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