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曾经打算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我对这门学科颇感兴趣，而单位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对我说：你是不是想调到政策办公室工作？我当时不理解，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和国家的政策、策略设计有什么关系？联想到当年的德国青年卡尔·马克思，本来是学法律的，后来因为接触到不可调和的阶层、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于是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显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在理论上弄清楚原因之后，怎么公平合理地解决各阶级的经济利益问题。照这样的推理，政治经济学确实是研究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的一门学问。
本文不打算讨论经济生产，而是单独讨论年产品的分配，这种分配是通过产品直接交换，还是通过纸币作为媒介进行的，其结论只能是：任何一次可能的分配，分配前后的产品总量保持不变，也就是守恒。物物交换好理解，一头羊和一把斧子相交换，交换前后都是一头羊和一把斧子。通过纸币进行分配呢？这可以这样分析，例如，甲乙两人分配1000公斤大米，这1000公斤大米先交到国家粮库，国家给甲乙两人各发500元纸币（合计发了1000元），然后各人到粮库去购买，这种情况下，甲乙两人各分配到500公斤大米。而如果国家给甲发800元，给乙发1200元（合计发了2000元），虽然名义上大家加了钱，但甲只能分配到400公斤大米，乙可以分配到600公斤大米，尽管分配出现了不平均，但分配前后仍然保持1000公斤大米不变。由于社会产品在分配过程中守恒，所以，社会的这部分成员多分了，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必然相对少分，如果大家都要多分，那只有请慈航大士下凡来，有求必应，普渡众生。
今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受到相当的议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时提出建议：“公务员加薪问题今后应纳入人大财政预算的审议中，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刘凯欣代表认为，公务员加薪应掌握好时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加薪的前提必须是国民收入普遍有显著提高，并且公务员为公众提供了更为高效优质的服务；他同时建议对公务员加薪问题最好能够制度化，机制要合理，收入要透明、公平。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任玉岭委员说：“当今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我们的民官比已经高达26：1，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担忧”。
以上两位委员的意思可以归纳成三点：公职人员多了，公务员收入增长快了，增长快了肯定就偏高了。
全国两会开完没多久，报纸上就出现了综合性的文章，文章报道国外的公务员一年的收入有多少，以此从侧面对两位委员作了回应。该文章说，2004年，美国公务员年人均薪酬接近7万美元，布什总统是40万美元；在德国，相当于中国司处级的公务员能领到10万美元以上；法国的部长级高官的年收入在25万美元左右；英国公务员年薪5万至35万美元不等，首相布莱尔今年第一次可以领到最高的35万美元；日本的初级公务员年薪大约合3.7万美元，处长级年薪大约合11万美元，局长级年薪大约合18.2万美元；……看了这些数字您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中国公务员的年薪低了。日本的初级公务员的年薪就有3.7万美元，按8.3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31万元，我国哪一级的公务员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所以，中国公务员的俸禄还应该增加快些、每年还应该增加多些，这样才能与国际接轨，才与大国地位相匹配；咱们不采用“称霸”这类反义词，改称世界领导，一个想成为世界领导的国家，其领导人出席国际场合，这个领导的年收入不高，怎么说脸面上也过不去。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理由。
中国公务员的年收入究竟有多少，其实大家并不知晓，所以刘凯欣代表提出要增加透明度，应该说这已属胆子不小。如果一个人在成为市长省长前先要向民众报告一下自己的家庭、收入、财产情况，那不变成俄罗斯那样，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普通民众只能从报纸缝里了解一些关于公职人员的收入情况。有一篇纪检部门写的宣传文章，内容是劝告干部不要职务犯罪的，文章算了一笔账，说明职务犯罪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据该文章透露，一名机关干部一般年收入在3万－4万元，科级干部5万－6万元，计算单位当然是人民币。这个工资标准可能是生活水平高一些的某个沿海地区。科级干部是最低官衔干部，上面还有县处级、司局级，文章没有说多少，至于省部级以上，可能连这位作者也不一定知道。为什么？根据老工资专家李唯一在《中国工资制度》一书中介绍：从1985年6月4日起，省和中央两级机关以及全国性的重点大专院校和科研、文化、卫生事业单位的工资由中央管理，其他单位的工资由地方管理。（李唯一，1991）所以，我估计一般地方上的干部也未必知道部长以上的公职人员年收入是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