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公平、效率与国家利益三个方面，匈牙利左派的这种做法都招致了不少议论。根据跨国机构、非政府组织与研究者的调查，匈牙利转轨的社会认同明显不如波、捷，而社会歧见则比波、捷大得多。（注：金雁、秦晖：《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112-127页，载《改革》，2001年，第2期。）
在国家利益方面，匈牙利社会上对“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一直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及右派政治家对此举仍心存疑虑、十分担忧，把国有企业全部卖给外国人，“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么？”“匈牙利人还有自己的民族经济吗？”他们担心以后匈只能成为西方经济的原料加工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无异于沦为它们的经济殖民地，充其量只能从西方国家在匈的经营成果中分得一杯羹。另外，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成为西方的附庸。但匈“左派”政府认为，乘现在俄罗斯地位相对软弱提供的历史机遇，应尽快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一体化，这样做不仅有加入欧盟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谁敢于进攻欧盟成员国，这种生存安全感的迫切要求是左中右派、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的。匈牙利首先力争在立法方面与欧盟协调一致，这方面它在东欧国家中是最突出的，现在匈牙利90%以上的法规法律达到了与欧盟趋同的标准。匈牙利社会党政府经济部长奇坎·奥蒂洛说得坦率，在全球化时代，“市场开放最大的国家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实行苏式计划经济，同外部的接触仅仅局限于和几个共产党国家进行被迫与扭曲的合作，结果造成了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局面，并使本国的经济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而“1990年后，匈牙利向外国竞争者开放了它的经济，从短期看，匈牙利在这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具有重大意义而又积极的结果也随之出现了。如今，‘门户开放’的益处是很明显的，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对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目前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0%是通过外贸渠道创造的，而且每3个就业机会中就有1个跟出口有关。”（注：奇坎·奥蒂罗：《请相信匈牙利的话：开放的世界贸易行之有效》，载［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2月2日。）在加入北约、欧盟的大趋势下，融入欧洲是早晚的事，何况从历史上看，东欧如同一个走廊，不是向东就是向西，对外依赖性一直就很强，现在通过私有化过程提前进入欧洲“一体化”应视为好事。他们也愿意接受以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动定位。从过去接受“大家庭”分工到现在接受西方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反正都是分工，“观念转变并不难”。而且未来在大欧洲范围内，民族国家的淡化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国际融资方式引起的争论虽然一直没有停止，但匈牙利政府坚持认为这样做既符合全球化浪潮，又符合它们这些依附性较强的小国的国情，在转轨时期最难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建设，至于由谁来做这个建设者并不重要。
这场争论的是非显然取决于匈牙利以外：全欧一体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进步趋势吗？如果是，匈牙利这种主动融入欧洲的战略就是对的。如果欧洲一体化本身是个幻想乃至是个圈套，未来的欧洲仍是民族国家的天下，那么匈牙利的这种做法就成问题了。就目前的进程看，从欧共体到欧盟、欧元区，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申根协定，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虽有波折，但大势所趋，总的讲还是利大于弊的，欧盟东扩的进程是否能延续这一特性？只能说很有可能，但不确定。
效率问题
在效率方面，由于匈牙利私有化的方式和长期稳定的政局（匈牙利三届政府都是届满卸任、如期选举的，这在东欧国家中是比较罕见的）对外资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1994年以来，匈牙利的外资一直以每月1亿多美元的速度流入，这一点使波兰和捷克也相形见绌。截止到1995年底，匈牙利共获外资128亿美元，占东欧国家的43%，1996年外资额增至143亿美元，为东欧国家外资额的一半。1997年又增至160多亿美元。到2000年中，匈牙利吸引外资总共达210亿美元，外资、合资企业2.7万家。外资的流入和企业出售后一步到位成了规范化的私有企业，有利于迅速改善经营和增加投资，使匈的企业焕发了新的活力，管理水平提高、大量购买先进技术设备，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改进。1998年匈私有化结束后，在私有资产占多数股份的企业中，有75%的企业盈利，平均赢利率为20%，人均产值比国有资产占多数的企业高30%，而在国有资产占多数股份的企业中，只有40%的企业赢利，平均赢利率仅为7.6%。在外资占少数股份的合资企业中，1996年总的来说尚处在亏损状态，而到1997年后已经转亏为赢。这些情况表明，私有化后企业的生产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由于外资购买企业后的改造资金不断注入，生产的结构性转换比较顺利，匈牙利的经济开始从1994年的谷底中走出来。1997年后至今连续四年增长率4%以上，其增长的关键是工业生产出现了剧变后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机械工业，由于外资大量进入，它的生产增长竟占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3/4。
如果以本国公民持股为主的捷克与匈牙利比，则匈牙利的做法在前期比捷克的争议大、认同困难、付出的代价也多，但1997年至今，匈牙利私有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与市场运作能力比捷克的投资私有化基金(IPF)管理之下的企业要更胜一筹。之所以能如此，与匈牙利私有化进程中强调效率原则有关。匈私有化虽把出售国有企业平衡财政亏空作为重要考虑，但并非一味追求卖钱越多越好。在高卖价与企业远景承诺两者发生矛盾时一般以后者优先，是匈牙利私有化的一项重要原则。为了通过出售国有企业，使其新主人能大量追加投资、更新设备、改善企业管理、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和扩大出口，以此使整个国民经济保持旺盛的活力，匈在私有化设计中，不管是公开拍卖还是秘密招标，都把投标者提出的购买企业后的发展计划看作最重要的条件，优先使那些准备大量投资改造旧企业的购买者中标。企业购买者在成交时必须在协议中就以后的投资步骤做出具体保证，并要严格遵守，否则将按违约论处。例如，布达佩斯四星级的“论坛”宾馆94.91%的股份于1996年8月被售出，售价为4950万美元。其买主——世界著名的环球宾馆集团就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将再投资1100万美元对该宾馆进行改造，使其在3年内进升到五星级宾馆。
为了优先使对企业长期发展有利的投资者买到企业，私有化部门出售国企时不仅注意竞标者的报价，还仔细研究其经济实力，从发展角度慎重考虑企业落入谁的手中更有前景。这样资金雄厚的西方大公司很容易独占鳌头。私有化部门有时采取秘密招标的方式，也是出于要给企业挑选最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买主的考虑。秘密招标时，私有化部门仅在自己选定的合乎要求的购买者中竞标，中标的最重要考虑是企业发展的远景目标。1996年出售的陶乌鲁什橡胶公司90%的股份就是这样做的。私有化部门只在评估出的30家有实力的公司中展开竞标，其中有18家投标，最后法国一家公司中标。其实这家公司的开价并不是最高的，它的出价仅及陶乌鲁什公司总资产的50%，它之所以中标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有名的橡胶企业集团，匈方认为将企业卖给它虽在收入方面不甚理想，但却使它的今后长远发展有切实的保证。
在效率问题上引起的争议是：私有化是否会引发不能提高效率只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垄断市场而进行的“恶意收购”？应当说匈的立法是考虑了这个问题并设置了防范机制的，如前述的资本更新承诺等。而更重要的是，规范与易于产生良好预期的市场环境是减少非理性过度投机及“恶性竞争”（包括恶意收购）的首要条件，匈牙利在这方面总的来说做的不错。因此，在私有化过程中虽不时被各自由传媒爆出“丑闻”，但重大的恶性收购事件从未发生，舆论关注的一些垮台企业，如著名的伊卡鲁斯重型汽车厂，都是因卖不出去而陷入困境，而并非被收购者关闭的。
公平问题
在公平方面，匈牙利式的“只卖不分”与捷、波相比一个明显后果便是社会贫富分化比上述两国更严重，但这主要表现在资本集中方面，而这又与匈牙利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有关。至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匈转轨前期即右派治下的确比捷、波更不平等。按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捷克收入分配吉尼系数为0.266，波兰为0.272，而匈牙利为0.279（注：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80-8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但到左派政府时期则有人认为匈牙利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反而小于捷、波（分别为0.23、0.27、0.28）（注：G·W·科沃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244-24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无人对此做出过合理解释，笔者怀疑这组对比数字有误差。但无论如何，在转轨国家中这三国都仍属于低分化国家，低于中国、俄罗斯。
纯从理论上讲，“卖”还是“分”哪个更公平是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关键在于“卖”与“分”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