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生时间和精力有限，个人不可能精通所有劳动技能。个人所学技能种数越多，他对每种技能的掌握程度越低；相反，个人所学技能种数越少，他对每种技能的掌握程度就越高。个人所学技能种数和他对技能掌握的程度成反比关系。这里的“学”可以是作为学生专门地学，也可以是使用技能时的边干边学。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低依赖于劳动者的技能掌握程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求人们各专其技并熟练掌握，而使用技能时的巨大的规模经济使得个人也有激励作如此选择。使用技能时的规模经济是指，学会一门技能往往需要付出巨额固定成本，这些固定成本和事后使用该技能的频率无关，技能是不可耗竭的，而且，技能掌握者可以边干边学，越干越熟练。这是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核心思想，也是经济中的分工和专业化的主要原因。时间、精力和学习成本的限制，技能可以不被消耗地使用并越用越熟，二者共同决定了，个人在既定约束下选择专业化的学习和劳动是有效率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前提是贸易国之间存在先天的生产率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有效的贸易分工格局。李氏理论应用到劳动分工问题上，则意味着天赋差异决定了有效率的个人职业选择。但带来分工和专业化利益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差异，即人们专业从事某种生产活动会越来越富于劳动技巧，其在该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越来越高。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利益就是分工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可以说分工带来了专业化利益。
分工不是没有成本的。分工的成本根源于人类固有的消费需要多样化的偏好。我们不会只消费大米（或衣服，或汽车等），而是需要消费多种多样的产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的多样化需要会表现得越强烈。消费多样化和生产专业化构成一对矛盾。因为生产专业化意味着个人只生产少数几种或一种产品（甚至只是承担某一种产品生产中的某项劳动，如汽车厂的工人，但这是高度专业化的情形，不便于阐明本文所论述的问题的实质，在此不作考虑），于是，为了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要，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个人就必须互通有无，进行交易和交换。但交易也不是免费的。人们为了换得自己所需的产品，就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潜在的交易伙伴、讨价还价、防止欺骗等，整个交易过程中的这些耗费就是交易费用。尽管交易解决了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矛盾，但交易费用无疑会冲减专业化生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买卖所费的时间，就是他们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页。）专业化利益是分工的基础，既然交易费用抵扣了专业化利益，其势必影响分工的水平。交易费用越低，专业化利益就相对较大，分工倾向于进一步发展，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分工越细，所需交易次数越多，交易形式也越复杂（如企业形式和政府形式的交易），交易费用越高，从而又限制了分工的发展。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实质上是人们在专业化利益和交易费用之间的折衷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交易费用的约束，分工不可能无限细化，而只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由于交易费用制约了分工水平，分工的发展必然对交易效率提出更高要求，这里隐含着专业化利益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在客观上要求交易活动的专业化，即需要有一部分人从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交易。商人和商业正是这一历史选择的结果。
二、商业的分工效应
（一）商人从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分担生产者的交易任务，使生产者能更加集中精力从事生产，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更大的专业化利益使得原来潜在的因交易费用限制而不可行的分工，现在变得可行，因为生产者在选择专业化生产时对繁重的交易任务的顾虑大大减少，或者说商业增加了生产者对专业化生产有利可图的预期。生产者在选择专业化生产时不需要了解所有最终需求者的信息，产品生产出来后也不需要和众多的最终需求者讨价还价，而只需从中间商那里获悉市场行情并实现交易。这显然增加了生产者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倾向，推动了分工的发展。再者，商人分担生产者的交易任务并不止于一种简单的职能分离，商人专职于交易，比之生产者兼职交易，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这是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内生化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商业（交易专业化）的必然解释。“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15、16页。）商人专职于交易，边干边学，其交易技能在使用中日益熟练，即我们俗话中所说的“熟能生巧”。但我们不能否认，天赋差异对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具有重大影响。天赋差异至少会影响人们对某一专业技能的学习效率，比如，天生精细的人学习会计比天生粗心的人要快得多，天生强壮的人比天生瘦弱的人更适合于体育训练。从事后来看，选择某一职业并获得成功的人往往是在此方面有些天赋的人，这是市场筛选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认识商业的专业化效率时，应该同时考虑到选择经商的人本来就或多或少地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商人富于交易技巧应该是先天差异和后天学习（包括边干边学）二者共同的结果。无论如何，商人总是比其他人更擅长于交易，商业降低了整个经济中的交易费用，推动了分工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作为交易的专业化，以集中交易替代了生产者之间的分散交易。商业集中交易减少了交易次数，缩短了交易距离，降低了交易风险，充分实现了交易上的规模经济。
首先，商业集中交易使生产者不需要直接相互交易，每个生产者都只和中间商交易，这无疑减少了交易次数，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商业集中减少交易次数的作用有些类似于银行作为中介融资者沟通分散的借贷者时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简化的数学分析来说明集中交易如何减少交易次数。假定一个经济中有m个专业化的生产者直接
f″（m）=1。m显然是大于等于2的，否则原来就不会有交易，于是f′（m）＞0，f″（m）＞0。f（m）是m的递增凸函数，其经济涵义是：集中交易所导致的交易次数减少，随着原来直接交易者（生产者）人数的增加而递增，或者说，专业化生产者人数越多，集中交易所减少的交易次数越多，交易次数的减少必然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这就是商业集中交易在交易次数上的规模经济。
其次，商业集中交易还通过缩短交易距离而节省交易费用。商业交易点一般都倾向于在过往人次最多的地方出现；在商业网络扩张时，商人倾向于把商业网点设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来往人数最多的地方；政府在建设集贸市场时也会有同样的考虑。商业总是倾向于总体上最短的交易距离来规划其网络的建设和扩张，总体上交易距离的缩短显然节省了交易费用。
最后，商业集中交易降低了总体上的交易风险，相当于节省了交易费用。由于商业的集中交易，专业化的生产者不再需要和众多的其他最终需求者一一交易，而只需和中间商交易，交易次数多了，双方也就熟悉了，熟人之间的交易风险显然小了很多。而如果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者受到交易中机会主义侵害的风险要大得多，因而不得不耗费成本地调查对方的信誉和付款能力，仔细拟定合同条款和检查商品质量。这些降低交易风险的活动显然属于交易费用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商业集中交易可以通过降低交易风险来减少交易费用，这是集中交易在交易风险上的规模经济。
总之，商业集中交易可以减少交易次数，缩短交易距离，降低交易风险。这些都有助于减少生产者预期的或现实的交易费用，推动了分工的发展。
（三）商业的分工效应除了表现为专职交易和集中交易降低交易费用而推动分工发展以外，商业天然的网络扩张性质使得它大大扩展了生产行业的市场范围，促进了生产分工的细化，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是亚当·斯密分工思想中的又一精华。“分工起因于交易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易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注：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15、16页。）亚当·斯密此处所说的市场范围和交换能力显然指的是市场需求规模。较大市场需求规模允许了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举例来说，在我国有些偏远的农村，农民大都会自种一些桔树以自给桔子，对桔子的本地市场需求很小，这时便不会有人以专业种桔为生，或者说桔子狭小的市场需求规模不能允许一个专业桔农的生产供给。但后来随着城市商业网络向农村的扩展，商人带来了城市桔子需求的信息，并开始把农村的桔子贩往城市，扩大了桔子的市场需求规模，这里便会有一些农民发现种桔有利可图而专门以种桔为生，并试图学习和利用种桔的科学技术，桔子的生产率大大提高了。这个“桔农分工”的例子尽管简单，但其所昭示的道理却是深刻的：商业的网络扩张扩大了生产的市场需求规模，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这一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城市的分工，就上面的例子，商人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规模的同时，也扩大了城市工业品的市场范围。因为商流从来就没有单向的。城乡商业渠道一旦沟通，就远不止是桔子贩卖的问题，更多的工业品会涌向农村，激活整个农村市场。显然，工业品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城市分工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远不止是不平等贸易的差价，国际市场开拓或者说市场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其国内的分工发展和专业化水平提高，从而劳动生产率提高，获得整个经济的增长。正如人们常说的，西方国家不再依靠船坚炮利，而是依靠商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统治。当然，在平等的贸易条件下，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会以同样的道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