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信用：一种经济关系
信用是就交往关系而言的，用于经济领域，就是指经济交易的关系。这种信用不是从道德诚信开始的，也不是从竞争中产生的，而是从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的，是商品交换活动和货币流通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说：“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的出现。”[1](P534)马克思在阐述早期资本主义信用时指出，商业信用是从劳动力买卖开始的。因为资本主义首先需要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是在契约订立时确定的，而工人在拿到工资前就已经消耗了相当长时间（如周末、月末等）的劳动力，资本家是在买到劳动力并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付给工人工资的，因而劳动力的让度和价值的实现之间就有个时间差，这就构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一种信贷关系。马克思说商业信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前也有信用关系存在，但那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不同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商业信用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所有者互相提供的信用。这种信用是相互的，作为契约维系的商品或货币借贷就是债务和债权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又接受信用；每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每个人既有要求信用的权利，同时又有履行信用的义务。在这种关系中，信用体现的就是一种经济关系；从整个信用体系来看，信用就是体现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巨大调节器。当然，作为商品形态变化的过渡桥梁，信用也是再生产不同阶段转移的媒介；从对待责任、义务和支付资本的限度来说，信用又是兑现承诺、合同、契约的可靠程度；就其商业目的来说，也可以说信用是实现交换价值的手段。
从经济制度上来看，信用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这里不说信用的两重性，只从它的积极作用来说：第一，通过信用可以使全部复杂的经济活动主体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使市场经济、流通过程各个环节上的人都以信用为媒介而存在和活动。第二，通过信用可以节约货币，加速货币流通、资本运动和资本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快社会再生产的进程。第三，通过信用可以调节公私、公公、私私的矛盾，促成资本所有者的联合，使分散的、孤立的资本形成社会资本，形成联合的股份资本。第四，通过信用可以加速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推动世界资本运动完成其历史使命。因此，可以说信用作为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是整个商品生产和资本运动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具有经济规律的性质。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用必然从经济领域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从而也获得更多的伦理意义。
有种看法，把信用仅仅看作道德状况，因而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缺乏信任。其实，冷静地想想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信用的，它的信用作为经济关系是伴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也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步的。没有信用，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存在和正常运转的。拿一个大城市来说，如上海，每天平均证券交易额达到132亿元，每天有6.3亿元存款存入中资金融机构，有3.56亿元从这些金融机构中贷出，每天收入保险市场的保费达6800万元，每天的市民消费要用掉5.5亿元。（注：参见《解放日报》2002年7月21日“上海‘一日’一文”）试想，如果没有稳定的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上海的金融还能运转、人民还能正常生活一天吗？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到大小商店去买东西，货币稳定，消费正常，都是靠基本的公共信用和市场交易信用保证的。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现实社会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交换信用，我们就只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中去了。
当然，我国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经济，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信用短缺问题，急需解决。据调查资料：目前我国企业之间逾期应收款平均比发达国家高约20倍。在每年订立的约40亿分合同中，完全履约的只有一半，经济纠纷案件占去了法院工作量的半数以上。至于经济交往中的种种不守信用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存在这种状况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不但必须讲信用，而且一刻也不能停止信用运转的调节器。世界上所有的大企业、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企业和顾客、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国家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信用关系，以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取得了广泛的、良好的信誉。这就是我们加入WTO所面临的挑战。它告诉我们：解决社会信用问题，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 诚信：一种道德规范
诚信是一个道德概念，就是诚实、守信的意思。诚者，信也；信者，诚也。两个字本是同义的，但根本之义在于善心，也就是北宋大儒张载所说：“诚善于心之谓信”。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契约形成信用关系并不等于就有了道德的诚信，因此这种关系只是在外部经济利益和契约法的强制下形成的，其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增殖的货币，即马克思所说，其“动机和决定的目的是把G转化为G+ΔG”[2](P365)。在这里，资本的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资本所有者个人发生的作用，就构成了资本所有者个人意识中的动机。如果撇开这个经济人的头脑，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在履行契约的实践中，当事人在追求交换价值的同时，以各自的意志成善于心，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那就表现为当事人应有的诚信之德，也可以说是出于道德良好。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本质，在于道德主体的心善，品德正。
诚实、守信是指主体的主观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它体现为主体内在的行为动机和良心。作为个人的主观意志，它是任性的，带有偶然性，虽然通过信用承诺和契约使个人的主观意志客观化，形成了共同意志，订立了契约，但是由于个人的主观性和任性，还仍然可能在信用双方的心里埋藏着失信和不法，信用的实现仍然可能受到破坏。所以，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信用制度，它本身也还是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会有力地推动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运转，保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即用剥削的办法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更大的赌博欺诈制度。所以，有了信用制度也还要重视道德诚信的作用。（确切地说，诚信体现在个体身上称为德或品德，诚信作为道德规范属于社会道德意识形式。）
不过，信用作为一种制度，总的说来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所有者的善意或恶意，因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3](P300)，不守信用者必定失掉商机，受到惩罚，甚至破产。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早期资本主义发财经的那些琐细哄骗和欺诈手段就逐渐被比较人道、比较诚信的手段所代替，商业道德也就必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就这里的道德诚信而论，它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这些人的道德良心发现，而是经济规律本身使然。
可见，信用与诚信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大体说来，信用体现的是双方共同意志建立的客观关系，诚信体现的是信用者诚实守信的德性和人格。在经济交易中，两者都关系到同一的经济内容和实际利益，但各自的着力点不同。交易的客观信用关系要求个人（法人）要有诚信，个人（法人）的诚信则维系着信用关系，而信用关系和制度就构成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强制维持市场信用关系和制度的是法律，非强制维系这种关系和制度的是道德。个人或企业遵照法律和道德讲信用，做到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就会在商界和社会上获得好的信誉，成为“信得过企业”或“信得过企业家”。信用要求诚信，信用和诚信赢得信誉，这就是经济市场和企业健康发展的逻辑。
我们平常说一个人“守信用”，而不说他“守诚信”；说“健全信用制度”，而不说“健全诚信制度”，就因为这两个词的涵义是所不同。当然，当我们说要“讲诚信”、“讲信用”时，两者也都有讲道德的要求，二者也有相通的道德涵义。因为讲信用必然包含讲诚信的要求，否则社会信用体系就失去了道德主体的支持，信用制度的存在和作用就难以保证。
总之，我认为不要单从信用主体的主观方面去理解信用，不能只把信用理解为道德概念，那样就会缺乏从客观的经济规律方面对信用的把握；但是也不应把诚信说成是客观经济关系，那样就会模糊道德与经济的区别，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从确定的物质事实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4](P170)
当然，利益是人类教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逐渐体会到讲诚信、守信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做失信和违法的行为是愚蠢的。双赢来自信用和诚信。应当说，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不乏诚信的倡导，但是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才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诚信的意义，养成诚信的品德，不断地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三 讨论：诚信不是经济规律
有学者认为，诚信是经济规律或带有经济规律性。其根据是恩格斯的一段话。这段话说：“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然，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作者认为这段话贯穿一个思想：“诚信是现代经济规律。”其实，这是对恩格斯的话的误解。
从行文看，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的内容，是在“就是：”后面的整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