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12-5 作者：薛衔天
内容提要： “苏联与三区革命”是近50年来中苏关系史中的研究热门。由于档案文件的禁锢，许多疑团没有解开。例如，苏联为什么调停三区与国民政府和解，就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苏联在三区革命的全过程中，采取了全面支持军事进攻，力主和平谈判和指挥战略撤退三个步骤。从外在的现象，亦即国际外交的角度看，很好解释，那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导致的合理结果。但同样，为什么就在签订同一个条约时，苏联却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而对新疆却网开一面呢？要知道，当时民族军拿下乌鲁木齐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事了。本文仅就中亚的民族因素对苏联的对新疆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做粗略的分析，认定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为将上述苏联务实政策讲情楚，对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苏联的对新疆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文章所使用的核心资料主要是已解密的前苏联时期的绝密档案。
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1，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 了估甲诮探绾头饨ㄉ喜愫芸斓慕岷系揭黄穑季菀颉５笔辈渭恿偈闭挠腥殖煞郑骸捌湟皇蔷哂懈锩馐逗统醪焦膊饕逅枷氲娜耍饕园⒑下蛱峤退鞣蛭恚黄涠浅肿什准豆鄣愕模饕园嵬叨旧嘲鸵蚝屠迪Ｄ窘恚黄淙欠饨ń撞愕模饕园雇铝摇夏景菘撕图游怼！?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5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9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 “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6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7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 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3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1718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1000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450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55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 。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