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4-12 作者：刘志琴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 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