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9-25 作者：王树海
有唐一代灿若星汉的诗人群体，奏响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最强音，在华彩与激情组编的交响乐章里，也有“诗佛”王维“百啭流莺，宫商迭奏”（《史鉴类编》）的佛唱。这位山水田园诗段的第一高手谱就的诗章，历百代而传诵不衰，令后人反顾睇视，流连不已。其所具有的趣味澄ｘｉòｎｇ＠①、自然浑成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世诗学的模范，流风所被，深远流长。王维诗风的形成，除了政治、经济、社会风潮、个人秉赋等原因外，佛教、东土佛教〔1〕所加被的影响乃一重要因素，至今惜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就东土佛教和王维诗创作，诗风形成的诸多关涉进行梳理探索，力求给予科学的诠释，寻绎合乎逻辑的联系和有违规律的迷失，以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借鉴。
一、诗的新使命和王维的最初尝试
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开元”之治，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高峰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唐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儒家思想虽也得到公认，但却没有获得统治性地位，释、道两家无论在统治阶级内部抑或整个社会，受重视的程度均不亚于儒家。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偏爱，或道或佛往往置于儒之上，加之，唐代社会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思想学说的多元并存恰好与之相适应，因而，定于一尊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极近完成，但也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2〕。所谓佛教“下落”趋衰的“因子”〔3〕主要涉及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亦是南宗禅和北宗禅）的分歧问题。前者重“知解”主“顿悟”，后者重“实行”仰“渐修”，也可以说，随着中国化佛教南宗禅地位的确立，“渐修”、以事佛为务的“实行”精神就趋衰微了。中国化的佛教之特点，一是重理性的知解，二是对解除生死问题的关注，三是通过诗文来传达佛教思想。所谓“至隋唐大盛”只是到隋唐，佛教已不必借助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可流行，佛教的组织，自成体系，佛教势力集中于寺院，和尚成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此间的佛教理论阐发因闭关于寺庙便行之不远，而生死问题的解决甚或变为迷信，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作为诗文的材料来传达、沟通两种世界的联系。诚如元好问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与佛禅结缘日深，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又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诗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的空间，佛禅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
许多学者和方内大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诗僧齐己《戒小师诗》云：“不肯吟诗不听经，禅宗异岳懒游行。它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意谓倘“不肯吟诗”“不听经”，又懒于行脚，怎能证悟，何以凭信，将来以何“言谈”面对后来者！白居易也称：“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议论。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义。从容恣语言，缥渺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题宗上人十韵》）他以诗为“佛事”，其艺术传达亦自认为能“独知师意”。姑苏景德寺云法禅师所撰写的《务学十门》其六门曰：“不学诗无以言”〔4〕。中国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诗”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对于他们来说，真如在语言中发生着，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诗，真如之境，妙悟的刹那，只有诗才能准确、形象地传递出来。
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颇有意趣的是王维与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过从甚密的交往，中国禅学史上，前期禅宗承续，当以慧可为源〔5〕，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为楞伽禅；道信、弘忍一系，为起信禅；慧能自是一系，称般若禅。王维在遇神会禅师之前，所接受的影响，也还是前期禅宗的思想风范。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是佛道禅理的平行传达，如“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迳，秋猿学四禅”（《游悟真寺》），“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赠施舍》），“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燃）”（《卢员外看饭僧并题》），“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期游方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佛禅术语多，用典亦多，考其诗句中的“四禅”、“次第禅”、“头陀行”等则均属前期禅宗的典型术语。
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末两句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渐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维进士入第任大乐丞未久即因“舞狮”案坐累，谪贬济州（开元九年），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间十几年的事迹于史无征，且大部分诗作殊难编年，只是通过诗作提供的内容，参照佛禅发展的运行轨迹，约可辨析产生的大体年代。再如，王维妻亡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从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时在开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场，可知王维这时信奉蹈历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论”，据吕ｃｈéｎｇ＠②先生研究，该系因“误解名义”、“妄删文句”、“传抄错简”等问题，“学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脱，不亦难且殆乎？”〔6〕王维丧偶后“笃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属“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见他晚年遇到南宗禅的实际建立者神会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喜悦，因果关系颇为深刻。王维与神会倾心相与，全面交往，宗? 纭⑹绱捣鳌⒐牡矗抑杏心悖阒杏形遥员鞯鳎鞯弥妫献陟杂谕跷缧纬傻挠跋欤哂懈疽庖濉?BR>
二、精神的逃逸和“清丽”“旷淡”的诗风
王维前后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王维要求仕进，建功立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意气豪迈，甚或有些“侠气”。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7〕，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呤山泽”。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体风格和时代印记。
所谓风格，通常是指艺术美从内向外的自然流露，是作家艺术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王维诗歌趣高旨远、含蓄蕴藉、气韵悠扬、自然浑成、意境圆融等美的品质，其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大体上是“清丽”、旷淡”。促使这种风格生成的佛禅方面的具体而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所导致的灵魂皈依，一直伴随、影响着王维的艺术态度、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二是王维晚岁得与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结缘，使“清丽”、“旷淡”的诗风终得形成。
逃逸于佛禅和眷惜他人之间，“以身命付之”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恐惧”心理之间，题材的择选和满意的传达之间……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发了才情。从几次重大变故中窥探王维，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惧感。诗人秉赋高、判断力强，在敏锐地作出判断后，却不敢坚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长期痛苦的方式，结果是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来，然而痛苦却不因此而消弥。可贵之处在于，王维仰仗自己的真诚和才具，将痛苦作了最合乎逻辑的转移、升华。开元二十四年恩相张九龄被黜，李林甫相政，王维内心的苦衷是可以想见的，“知朝政之日非，思归隐而未能也”（陈沆《诗比兴笺》）。他依旧在官位上，叹逝流年，以自己的方式苟全着、传达着心中的愠意、恐惧和生存状态：“舍人下兮春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登楼歌》）生动地传达出在李林甫的“罗钳吉纲”〔8〕之中，诗人避世远祸的心理活动。有人指摘王维天宝年间为叛军所俘，不能“引决”，就死尽忠，是学佛所误：“释氏畏死，然则其不能引决，亦学佛误之也”（李绂《序文》）。许多学者看到了释门对于死亡的恐惧，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才建设了“无生”学说，“端坐学无生”的王维，对死? 觥⒁旒毫α康囊獭⑼巳谩⒌骱偷谋澈笫嵌陨钌羁痰陌В缫选熬胗谑送荆嵊诜钪啤保浴俺烈魑茨苋ァ闭撸嘁颉笆栏儆の夜剩∶萌粘こ桑值芪从腥ⅲ移堵患缺。⑿罘怯兴兀富灿芊桑仵楦聪喙恕！保ā杜既蛔髁住菲淙┦搜岫袷送局叭饲榉菜撇ɡ健保ā蹲镁朴肱岬稀罚挚尽叭松感砩诵氖拢幌蚩彰藕未ο保ā短景追ⅰ罚剖潜鹞扪≡瘛Ｈ欢獠还峭跷瘛⒘榛甑腻吞愚矗饫锏摹白栽凇薄白杂伞笔粲谑瘛⒘榛甓浴笆览邸薄ⅰ笆崩邸钡陌谕眩故丝拷呓俗匀弧！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