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另一部描写聋人的《漂亮妈妈》刚刚才公映过，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奖。而与《无声的河》几乎同时，拍摄于1992年的法国纪录片《聋子们的国度》1（Au Pays Des Sourds）在法国驻华使馆下属法国学校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范围学术性放映，作为《聋》片的中文翻译，对这一巧合颇感兴趣，同时想对中外聋人题材电影做一比较，也许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因为一个具体文本或文化现象固然是不同社会力量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妥协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我始终认为从一个时期的不同文本之间存在于文化意义上的巨大差异中，也许更能明显地看出不同意义的较量，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中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
电影在大众文化中的地位是很明显的。从列宁开始，社会主义国家就把电影作为教育大众的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在我国，电影更是历次意识形态斗争上的聚焦点；而在电影的地位上世界各国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这与电影的大众接受性有关。随着电视的普及，电影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仍是政府控制最严的媒体，同时也是电视等其他大众媒体在文化上的中心话题，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动向往往也是电视文化变迁的先导。选取一个时期，某一题材的多部影片进行比较，使有根据的。我认为我将要选来做比较的三部影片《漂亮妈妈》、《无声的河》以及《聋子们的国度》是有代表性的，尽管我主要对后两部影片做比较。
本文的研究意在揭示电影的意义生产，揭示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权力的角逐和利益的分配，对于各种话语并不企图表示我的倾向性。那是另一个问题。
在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一下三部影片的主要内容：
《漂亮妈妈》2（以下简称《漂》）的女主人公孙丽英由于儿子郑大先天失聪，男人与她离婚而去，家庭破裂。她独自承担起帮助失聪儿子郑大学会说话、入校读书、养家的全部责任。为能够时刻与儿子相处，孙丽英辞去了外企的工作，找了一个送报纸的活儿。在母亲心中失聪的儿子和别的孩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戴助听器和戴眼镜是一样的自然。可是，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着孙丽英善良的意愿，郑大参加入学考试因发音不清而遭拒绝；郑大面对孩子们的嘲弄、挑衅，不顾一切地和他们厮斗起来，摔碎了他赖以与外界沟通的助听器！孙丽英求助前夫，而她的前夫又遇车祸身亡……接二连三的不幸令这个女人彷徨无助。最后孙丽英勇敢地直面不想承认的现实，勇敢地和儿子一齐逾越了生命的又一道坎。
《无声的河》3（以下简称《无》）讲述因咽喉息肉而不能成为歌手的师大毕业生文治在心灰意冷的情况下被分到聋人学校实习，在不断的接触和交往中，逐渐了解和爱上了这群孩子。他们虽身有残疾，却都对生活充满希望和追求，有疾恶如仇、想当警察的张彻，有想学画画的薛天南，有想当明星的刘艳，还有的想倾听音乐……文治鼓励并帮助他们实现心中的梦想，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爱戴。在与聋哑学生们相处的同时，他也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聋子们的国度》（以下简称《聋》）抓取了聋人社会各方面的生活自然片断，不加解说地剪辑在一起。素材主要是一所聋人学校的孩子们在学校和家中的学习与生活，其他还有成人手语教学，聋人婚礼，聋人养老院，异国青年聋人的交往，文娱表演，与非聋人的交往等等。在这些片断之间，是男女老少的聋人在银幕前用手语讲述自己的故事与感想。这些讲述者的主角是反复出现的聋校手语教师让·克洛德（Jean-Claude Poulain），他讲述了他的成长、婚恋、家庭、工作，也介绍了手语与聋人文化，特别是与非聋人文化的异同。他的讲述多是对刚刚过去的片断的说明，这个思想深刻的聋人是全片穿针引线的灵魂人物。《聋》片在法国属于非主流影片。
一 两部国产片：差异与共性
我们首先来看看两部国产片的差异。在学者们近乎共识的观点看来，目前的中国电影从“定位”上来说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主旋律影片、艺术片和商业片（尽管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常常是模糊的）。由于体制原因，前两者相对不太顾及市场和大众口味，因而意义表达更为直接（尽管它也是一种调和）；相反，商业片和电视则更关注市场，它更多的是妥协的产物，或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电影也是社会力量斗争的武器和战场。
《漂》的定位基本上是一部艺术片。艺术片以“作者电影”为宗旨，表现创作者独立的思考，代表着一部分知识精英，往往与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对社会多持批评态度。与此相应，当前中国艺术电影的拍摄目的主要针对各种电影艺术奖项，特别是国外的电影奖。国际电影节通过对这些影片的奖励来支持某些电影制作倾向，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电影的意义生产。《漂》在柏林电影节受到的欢迎很说明问题。另一个要考虑的，是这部影片几乎是为女主角的扮演者巩俐度身打造的，而巩俐的国际影响远远大于国内。当年我接触过的一位日本电影人曾说日本人很想看这部影片，由于该片在国内不佳的票房表现，我感到奇怪，后来他说日本人喜欢的是巩俐，我才感到这个现象的不同寻常。众所周知，巩俐的这种影响力与她从80年代末以来在多部张艺谋电影中扮演女主角有关，在这些影片中，女主角总是现存体制的格格不入者甚至反抗者，《漂》不过延续了这一符号。
《无》的定位则主要是一部主旋律影片。这类影片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对“主旋律”的内涵所做的概括那样：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事实上，这部影片所获奖励基本上是国内奖，而且多是政府类奖，它也是当年政府重点推荐的“优秀电影”之一，即使一年后在莫斯科获得的国际奖也有着政府推荐的背景。电影理论界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例如胡克在文章中就谈到：“作者的创作目的显而易见，首先是要影片具有社会公益性……”4。影片完成后，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专门观看并推荐了这部影片，他评价道：
故事讲得很有感情，能把电影拍出一个“情”字很不容易，在一个喧嚣的城市里，一个特殊的校园内，拍出来的镜头很美；而且，整个影片的格调不是那种悲悲切切的，而是充满了希望，人人心中都有希望……非常感谢，感谢导演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题材，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运用了这样一批特殊的演员，拍出这样一部好电影。5
邓朴方以他特殊的身份在代表残疾人、更是代表政府感谢创作者以外，对影片的两个特点做出了肯定：一是“情”和“美”；二是“充满了希望”。很显然，邓朴方在这里的“悲悲切切”是有所指的，这恰恰就是很多残疾人题材电影的特点，《漂》即是其中之一。因此，关于两部影片我要谈到的第一个区别就是影片在描写聋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聋人在这个环境中的前途时的对立。
《漂》在这一点上无疑是绝望的。整个影片是一个孙丽英帮助甚至强迫儿子郑大象正常的孩子那样生活的故事，“郑大是正常孩子！”这句话是她的精神支柱，而影片情节主线则是她力图让郑大考上正常人的小学，因为影片的两头分别是两次郑大考学，中间是第一次失败后为第二次做准备的过程。但我们在影片的结尾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与第一次考试对比的场景：孙丽英把郑大送到小学门口，她对于能否考上也已失去自信，看着郑大随着其他小朋友涌进校门，但郑大没有穿他平时爱穿的假校服，于是其他小朋友的红色校服使唯独穿蓝衣的郑大与众不同，象征着他融入主流人群的荒谬。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视听编码方式是典型的学院派做法，只有受过一定训练或有视听素养的人才能明确读出这一信息，普通观众则可能从孙丽英最后的旁白理解为对未来的说不清的期待：“其实我心里也怕，我一直觉得郑大是我的失败，我不想承认（他是不同的），可那天晚上，他问我了（这个问题），比我强（我认识到他比我勇敢）”6。
毫不奇怪，《漂》在对主人公生存环境的表现上也是悲观的，社会从总体上来说对他们是冷漠、无助甚至危险的。叙事上，不负责任的郑大父亲，帮助孙丽英摆非法书摊的女友大贺，查收非法书摊的政府，企图强奸她的贾老板，铁面无私的小学校长和帮不了什么忙的方老师。在视听处理上采用写实的手法，街道总是嘈杂拥挤冷漠无序，郑大偏偏少不更事，到处乱跑，一转身就可能与人车相撞，危机四伏。影片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戏令人印象深刻，郑大赌气离开母亲准备横穿马路，这时一个让观众误认为是郑大的男孩被汽车撞倒，人群围上去，孙丽英疯狂地乱跑，最终在人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