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十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伴随着观众的唏嘘声，在华丽的舞台和缤纷的彩色灯光的照射下落下了帷幕。据新浪网对2004年春节联欢晚会观众满意度进行的网上调查显示，在参加投票的网民中，有44.72%的网民给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打了最低分1分，看来，在广大的电视观众心目中，今年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走到了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的境地。
客观的讲，今年的晚会在节目样式上的确是煞费苦心，求新求变，不远万里为观众请来了阿根廷的杂技表演和北爱尔兰的踢踏舞，使节目看起来比以往有了更强烈的时尚色彩，但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觉冲击显然没能掩盖住节目内容上的苍白。以每年春节晚会的重头戏小品类节目为例，完全可以用“情景剧”来形容今年的小品，搞笑不足，煽情有余。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反映出小品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处理好“娱乐性”和“教育性”的关系，晚会上的小品大都犯了将二者在意义上和形式上的进行机械叠加的毛病。以小品《都是外乡人》为例，小品讲述了一个在外地打工的东北男青年，凭借自己的艰辛奋斗在外地开创了一番事业，并结交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但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一直对外谎称自己是新加坡人。为了一次女友的来访，他特意教自己的母亲说广东话帮助他隐瞒真相，没想到被女友识穿，令他更没想到的是原来女友也是东北人。应该说小品这个立意是相当好的，当下实在有太多的外乡人为了生存来到陌生的大城市打工，又有太多的人感到了由于身份的限制而带来的各方面的艰难，在除夕之夜，在“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候，每个身处异地的外乡人看到这样的小品都应该是笑声当中含着眼泪的。但是看过小品过后，给人的感觉反而是少了一分感动多了十分的矫揉造作。小品的模式化使我们不得不用机械的方式对它进行解读，把它截然地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前八分钟笑料不断，主要表现出男青年母亲在学说广东话的过程当中所闹的笑话，以及被女友看穿的狼狈；后五分钟，主要是女友的煽情表演，细述离乡背井的外地人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很明显的，既希望小品能够取悦观众，又希望小品的内涵得以升华，让观众笑过之后有所感，即前面所说的“娱乐性”和“教育性”的统一，但是作者却在对二者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却出现了理解的偏差，只是把二者当成分割的两部分前后相加。不仅如此，并不是邯郸学步的滑稽就能使观众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也不是煽情的泪水就可以使观众觉得感同身受予以启迪。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当看完了小品中女主角五分钟的煽情表演过后，让人感到小品不仅内涵浅薄，还故做深沉，哪怕是原来故意搞笑的部分也觉得大倒胃口，反倒是难为写出那么多感人肺腑句子的作者了。另外，小品《送水工》的最后两分钟，《兄弟》的最后一分半钟，都用了煽情的催泪方式来提升主题，《讲故事》在最后时刻还不忘让男主人公含着眼泪深情并茂地说上一句：“只要老人高兴全家都高兴！”来个升华，就难怪观众对今年小品类节目不买帐了。
看来，在影视节目中“娱乐性”和“教育性”的处理同整个作品成败息息相关，下面我将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 影视审美的教育性
我国的影视艺术，在创作上一直就比较注意强调作品的教育性内涵。八十末，从影视作品传播媒介逐渐普及开始，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宏扬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到近期热播的《红色康乃馨》、《公安局长》等，都共同地进行着对作为普通人的“时代英雄”形象的塑造，呼唤着“时代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由于这些作品在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以深刻的内涵唤起观众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现实问题和自身处境问题的思考，并与以启发，深受观众的好评。再有，我们不难发现，由经典名著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作品也一直深受观众的喜爱，比如像《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康熙王朝》、《围城》、《红高粱》等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与生俱来地具备了丰富深刻极具教育启发性的内涵。由此看来，不管是影视艺术的创作者，还是作为欣赏者的观众，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审美心理，把教育性看作为影视美的重要因素。
（一）对影视审美教育性的理论分析
人们在影视审美中所要满足的“教育”需求，更直接地说就是人们对“价值”的一种需求。影视审美和教育的结合，也就意味着人们进行影视审美的过程和实现自己价值追求的过程是一致的，二者的结合其实是对美的本质内涵的一种体现。从美的本质属性上讲，美是永远无法摆脱功利控制的，也就是说没有不承担任何功能的纯粹的美。审美对象在形成人类的审美评价、审美经验的时候，依赖于它们与人类自身需求、目的、理想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审美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实际上是依据人的需要来判断对象的审美价值的。所以，作为人类生存发展一种本质需求的“教育”需求，必然就会体现在人们所进行的所有的审美过程中，不论是在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审美过程中，还是在对类似影视艺术形式等新兴的艺术形式的审美过程中，都会体现出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就为影视审美中人们的“教育”需求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不过，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极强的艺术样式，融合了诸如文学、绘画、音乐、建筑、摄影、雕塑及光、声、色、电等一系列的艺术因素与科学技术成果，因此在审美过程中所具有的教育性体现出了与传统艺术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影视审美中的教育性具有现实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影视艺术既具有艺术的各种门类的特质，又囊括了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因子，表现出来的声音世界，色彩世界、情感世界都充满了真实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比如长镜头的使用，就在表现真实的生活状态，情绪化的瞬间产生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具有强烈的现实震撼力。同时，在影视艺术中，大到天文地理，小到人的喜怒哀乐无所不包，仿佛是百科全书一样，给人们的视野提供无限的延伸，让人们不仅能清晰地审视自己周围的事件及形形色色的人等，同时也可以通过荧屏的表现洞察那些无法接触到的生活与自然的课题，从而充实自己的经历和生活经验。比如战争题材的影视片早给人们带来历史重温的同时，引致人们获得更多的思考与警惕，引发人们对和平的呼唤，避免战争，尝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人类的争端。灾难片的题材则给人们展现了曾经有过的或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来自人类和大自然的种种突发的灾难，像山洪、疾病、劫难等，为人们培养应变的智慧和能力，为生存多储备一些本领。另一方面，影视艺术的教育性还具有启发性的特点。无论影视艺术多么真实，也不过是再造的时空。影视艺术的媒介本身就具备了制造艺术环境，创造特定氛围的机制，它们所再造的时空使观众在对作品内容的感知和了解的基础上，心灵被感动，情感被调动，情绪被感染，由此为媒介所叙述的内容所吸引，进入与作品创造所期待的审美相应的情感状态，跨越时空，形成对影视艺术创造的梦幻般境界的沉迷和陶醉，从而由影视艺术被直接的接纳，进而引起观众情绪乃至情感的感染与触动，被再造的时空中的图景与情形带进审美的境界，在影视视听的综合演进过程中，被鼓励和激发，深入进去阅读和理解，使感性的接受逐渐演变为理性的读解。因此，影视艺术中的教育性完全不依靠理性的说教，凭借媒介的强烈感染，观众的情感自觉的介入，在强烈的心灵震撼中达到审美的理解和领悟，从而与艺术作品的深刻宗旨和高尚内涵在精神上得到统一。
（二）对影视审美教育性的例证分析
影视荧屏上，特别是电视屏幕上的众多的新闻类型的节目、科教类型的节目、纪录片等大多是以传授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像《西藏的诱惑》、《望长城》等一些优秀的记录片都既具有了丰富的知识内容有包含了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给观众以美的感受。但是，影视审美文化中所蕴涵的教育性不仅仅是体现在电视大学或电视上所作的以传授知识为单一目的的节目中，更多的是经过含有意味性的或娱乐的形式变换，以唤起观众自觉的共鸣和潜移默化的接受。一方面，与文本文化不同的是，影视文化凭借其声画并茂，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画面的有机组合，来显示事件的发生、发展，暗示结果或暗示“应该如何”。例如中央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推出的法制节目《今日说法》、《拍案说法》，二者都将节目内容的重点放在讲清案件的来龙去脉上，并通过借助演员的表演真实地再现案发的全过程，由于所涉及的案件全都是真人真事，加上节目还邀请到司法界的权威专家针对案件的审理、判决全过程进行点评，完全没有说教，观众在观看后自然就会从中得到启示，受到教育。通过这样的节目形式，观众既爱看又能在看的同时满足自己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当然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另一方面，影视文化应该说是一种最感性，最通俗，也最具感召力的大众文化，说它“最具感召力”，一是表明了影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普及性，另外也表明它极大的缩小了影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通过作品和观众之间所做的近距离的平等的交流，自然就能给观众以思考和启迪。以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艺术人生》为例，栏目邀请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德艺双馨”的演艺人士到演播现场，以聊家常的方式和观众一起共同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人生故事。这些知名的演艺人士常常就活跃在影视荧屏上，本身就十分地具有亲和力，对观众来说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熟悉，通过他们对自己人生酸甜苦辣的回忆和讲述，观众也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和总结，得出一些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