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碧华
[内容摘要]：现行宪法实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突飞没猛进地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要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就必须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将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指导今后的实践活动。于是，第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增加了14条新规定，修改后的宪法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现行宪法、修正、意义
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由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分五部分：①序言（13段1700多字）；②总纲（第1至32条）；③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3至56条）；④国家机构（第57至135条）；⑤国旗、国徽和首都（第136至138条），共有138条，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本文现就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修宪理由、修宪内容和修宪意义做些肤浅的探析。
一、修宪的理由
（一）、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理论观点，总结了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立宪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加以修改完善，以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1]以前我们对宪法的认识比较肤浅，现在有了新的认识、新的体会，就要及时补充；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2]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成修正案，于2004年3月8日向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
（二）、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上了几个大台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为国家创造较多的财政收入。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时进行变革，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要如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相适应，引导和促进经济的向前发展。
（三）、为了保障人权和改革政治体制。前三次修宪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对保障人权和改革政治体制关注不够，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建设“政治文明”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特别是轰动全国的“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孙志刚案件；[3]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4]“不明不白被关十二年”的杨志杰[5]和“处女卖淫案”的麻旦旦等案件的发生，人们开始反思现行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努力探索完善的具体对策。 2003年是中国人权建设年，孙志刚、杨志杰等案件在因特网上广泛传播，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促使公、检、法限期清理超期羁押，推动了人权事业的向前发展。
总之，根据“十六大”精神和党中央的修宪建议，按照我国的入世承诺和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有必要对现行宪法进行部分修改，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
二、修宪的内容
按照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13条修改宪法建议,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与会的2890名代表经过认真审议，高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主要增加了九个方面的内容：
1、“三个代表”成为国家指导思想。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后面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是本次修宪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验结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把“三个代表”写入党章后，又载入宪法，作为党和国家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吸取前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教训，防止我们的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形成利益集团。因此，要求所有国家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沿着小康社会迈进。
2、把政治文明载入宪法。在序言中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反映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协调发展观。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摆到重要的位置，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之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政治文明包括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依法治国三方面，政治文明入宪是对我国国情的一次新认识，既填补了理论的空白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对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3、扩大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 在“序言”对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内容，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爱国统一战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此次修宪涵盖了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办人员，技术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表明我们的政权基础更加牢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联盟范围更加广泛，有利于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4、加大私有财产保护力度。 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都明显加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去宪法仅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次保护的范围扩大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对私有财产实行征用或征收时，要给予适当“补偿”；三是用“财产权”取代原条文中的“所有权”，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受益者不止是私营业主和个体户，还包括城市拆迁户和农村失地农民。加大私有财产保护力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资金外流。全国到处搞开发区，近20年来征用的土地相当于三个台湾省的版图，而且征地范围宽、补偿标准低，难怪群体性上访增多，现在没有业主点头，房子不能说拆就拆。
5、继续提升非公有经济地位。对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表述是前三次修宪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1988年修宪时提出“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修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9年修宪认为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次修宪，在宪法第11条中把原来的“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扩大到“非公有制”，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国家政策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保护、鼓励、支持和引导”，并对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过去我们对公有制经济才使用“鼓励”一词，现在对各种所有制均等对待，这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6、明确提出保障人权。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前面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人权以前被列为禁区，把人权写进宪法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使老百姓梦想成真，这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以人为本”，国家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二是从国际上看，我国签署了二个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10月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1998年10月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B公约人大常委会尚未审批（因为公约中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即被告拥有沉默权，这跟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6]）。按照国际法规定，条约必须遵守，对于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我们要承认其效力，遵守其规定，除了个别条款中国政府声明保留的以外。对这两个公约，我国又没有声明保留。
7、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据统计，我国严重缺乏社会保障体制，有80%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有90%的人缺乏医疗保险。 这次修宪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人为本”首先就要落实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让群众看病有医保、退休有养老、生活有保障，并根据财力，逐步加大社保力度。
8、扩大国家主席职权。 在第80条中增加了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这将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外交往大量增多，各国元首互访频繁。这就要求国家主席能够参与更多的国内外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因此赋予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权力就显得非常必要。
9、把“戒严”改成“紧急状态”。 这是吸取应对“非典”和“禽流感”的教训，“戒严”就是实行军事管制，只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暴乱和严重骚乱，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或者重大事故，用“戒严”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而“紧急状态”的适用范围更广，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直接规定紧急状态的有三个条款，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的紧急状态决定权。把传统的非常状态改变为现代的非常状态，与时俱进，保证了国家长治久安。公共危机往往是社会变革的起因和理由，将“紧急状态”入宪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权不因为发生公共危机而动摇和改变。《紧急状态法》作为贯彻实施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