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东西是个人力量所不能左右的，当人们重复了那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而无奈的境地，是命运的魔掌给我们圈定了一个又一个的迷宫。似乎，人生早已注定。人有生必有死，这也许是人的最大悲剧，一切的一切将随身体的灭亡而消失，知道了这个必然规律，我们会更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现代作家沈从文是一个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他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个跃动的不死精灵，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思索宿命论。在对湘西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生动表现中揭示出人的生活形式里所具有的宿命色彩的悲剧内容。他企图通过对生命的真切认识与理解超越这种充满宿命的“此在”生活，然而，这种美好追求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幻而已，湘西善与美生存方式的一去不复返，现代文明弊端的日益暴露与侵蚀，使沈从文小说难已摆脱宿命的怪圈。以宿命为起点最终又回归宿命，这并非其小说意义的全部所在，其意义的重心在于企图超越“宿命”这个悲剧性命题的过程中，此过程表现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
一
沈从文在其小说中表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吊脚楼妓女的爱与怨；辰河水手的痛苦和向往；牢狱生活的非人景象；城市绅士与太太们的虚伪和欺骗；都市女性的个性追求等等，这些五彩斑斓的生活形式都或多或少地涂上了一层宿命色彩。叔本华这样评判人生：人生总是在追求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1 它永远无法超越这一段摆幅。具体说来，沈从文对宿命的表现和解释有三种情形。
第一，宿命是“必然”所导致。从某种意义上讲，宿命是一种“必然”，它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外在情势使然。环境孕养了一代代人特定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产生一套固定的生存准则与模式，每一个体都在这种公认的准则与模式中生死，想破坏或超越它都是徒劳和不幸的。《边城》中的翠翠就生活在湘西淳厚民风所营造的“善”的乐土上，这种集体供奉的“善”却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翠翠母亲与屯防军人相恋却不于风俗最终以死亡代替爱情；同是湘西自然造化的翠翠也重复了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大老二老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已失去其高贵的独立性，成为兄弟二人互表亲情的牺牲品；爷爷正是由于“善”，更增加了翠翠爱情道路的曲折。 总之，特定的风俗人情和人文环境给翠翠的命运蒙上了悲剧意味。沈从文小说有几篇是由佛经故事改写而来的，自然，佛教里有对人生转世轮回的感悟，有对迫于现实苦难个体生命的劝谕。《月下小景》便展示了这种人生无奈：族人的习气是女子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而不能与之结婚，第一个男子只可得其贞洁而不能拥有其爱情。爱情中的“性”与“爱”被割裂开来，夫妻二人生活在固定的契约而非真正的爱情中。卜伽丘在《十日谈》中谈及人的七情六欲，说它是人的本性所在，特别肯定人的爱人，男女追求是人性的自然发展，爱情是来自人的天性的自然感情。沈从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这种“天性的自然感情”，他们在一起歌唱、并向往永久结合，而现实又逼迫他们就此分离，四面八方没有他们的去处，爱情只能走向死亡。海涅在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说：“这出戏的主人公并不是提到名字的那对情人，而是爱情本身。我们在这里看到爱情年轻气盛地出场了，抗拒着一切敌对关系，战胜着一切……因为好不害怕在伟大的斗争中求助于最可怖、但也最可靠的同盟者，死亡。②《月下小景》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有许多相似之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受到习俗势力的压制，在这种特定的外在约束下，任何个体的任何反抗或突破形式都将注入宿命的悲剧内容。”
第二，宿命寓于“偶然”中。宿命作为一种“必然”而存在，这种“必然”是由一个个的“偶然”组合而成并表现出来。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仿佛在不经意的一瞬，一切不经意的一瞬。以好像早已安排好，同时指向生命的最后一个终点。沈从文有“偶然”＋“情感”的人学模式，“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③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人生也曾这样感慨：“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④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以其执着的个性以世事沧桑变幻进行无悔体验的过程。沈从文对“偶然”因素的重视，说明他对生命有真切感悟与理解。这种“偶然”换成通常的文学理论术语，就是以个别和特殊来表现一种共性和必然。歌德对论沈从文
此有这样的阐述：“你也不用担心个别特殊引不起同情共鸣。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以顽石到人，都有普遍性；因此各种现象都经常复现，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只出现一次。”⑤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着眼于人物偶然表现的千姿百态，千差万别。既指同类人物不同个体的偶然形态，也同一个体的各种偶然表现。他总是劝有志于写作的人：“以社会那本大书来好好的学一学人生，看看生命有多少形式，生活有形式。”透过这些偶然的形式，传达出某种必然的内容。
《边城》中处处充满了偶然与不凑巧。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而翠翠却对二老情有独钟；出乎老船夫意料，那让翠翠梦中浮起灵魂的歌不是大老而是二老所唱；大老因爱情失意坐船去下游，虽水性极好却被淹死；雨夜里白塔突然倒塌，老船夫静静死去。这些偶然和不关切，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作者主这篇小说的创伤过程时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关切。既然是不关切，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⑦这番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老船夫的死亡之谜。老船夫像位善的使者，50多年来一直以事摆渡工作，同时按照当地的风俗和自己的善意安排翠翠的终身大事，最终却导致他与人产生一毓误会，这些误会使他倍感冷落与孤独，并对自己“善”的处世方式发生困惑，无法解脱而导致精神崩溃。老船夫临死前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这要来的更是集体无意识中个体的必然消亡。与老船夫同时毁灭的那座白塔，本是湘西淳厚民风的象征，它的倒掉正预示着一种美好人性的完结。因此说《边城》里的所有偶然都是贯穿在那个必然的善的生存模式上的。
沈从文笔下出现了许多农村青年女子，正是凭借对她们的偶然境遇把握，展现其不同的命运。如萧萧（《萧萧》）的童羊媳经历看似偶然，实则与其童羊媳的命运息息相关。她既为人妻，就应安守妇人本分，与花狗恋爱并怀孕这为规矩所不容，改嫁便是必然中的事。萧萧最终被留下来是因为她生了一个儿子，她发挥了一个女人应有的作用，不过是尽了一个童羊媳应尽的义务。其结尾处的一笔，更增加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宿命色彩。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那个母亲被其丈夫“典”到秀才家做生孩子的工具，两次别离自己的亲生骨肉，与萧萧的命运十分相似。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她们精神的麻木与不觉醒，而应看到她们就生活在一个把女人当作工龄的世俗环境中，这是其命运的悲剧所在。那些偶然事件只不过是早已注定的生命中无价值的点缀罢了。
第三，宿命是一种“循环”。在我国民间，有关社会循环生命循环的观念相当深固，并在原始初民的必理经验中初构了有关命运的循环模式。弗雷泽在《金枝》中曾以许多材料充分说明了古代的福州、祭祀仪式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变化等自然节律有关。并指出，先民基于这种体验构拟出生死轮回、死可复活的神的意象和祀神仪式，表达了人类最初最深潜的生命希冀，即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历史的发展，在每个时期都有许多相似点，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些相似点与某些生命个体相结合的时候，具体的个体就会背上宿命的重负。沈从文作品中最常见的循环现象就是单个人的循环，人人相因。《石子船》中完全靠出卖体力的船工，为了吃一顿肉，可以盼望几天又怀念几天，如此反复。船一靠岸，几个船工就把树荫下的大青石板作战场。下注骂娘、输光、板本、日复一日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运送的石头不久便成了神士们晚饭后散步的街道了。千百年来船工的生活不过如此。《一只船》不仅同样描写了水手的不幸命运，而且还写了他们麻木精神的历史因袭。当5个水手听到另一只船当天失事并有了个纤夫死了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小小骚动，过后就作为一种笑谈了。另一咱循环表现为平常人一种卑微人生的重复。《老伴》记述了作者3次路过泸溪县城的情况。前两次是作者和补充兵开明一起去的，开明看中了那个绒线辅的女孩子。十七年后作者又来到此地，看到了同十七年前一样的情景，显然，眼前的女孩子正重复着她母亲即当年那个卖棉线女孩子的命运。当了老板的开明已被时间和鸦片毁成了“老人”，他又重复了原来那个女孩子父亲的命运。这种卑微人生的循环和重复无补于社会的变革，只不过是社会大圆环中的一段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