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知识分子这个词从中国的语汇里面驱除出去”。李欧梵先生最近在《李欧梵季进对话录》中说，他几年前来内地演讲时就曾发出这样的呼吁。此话出自一位研究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文学者之口，实在令人吃惊。因为从1993年中国内地几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首先发出“人文精神失落”的惊呼之后，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问题就在内地种种学术媒体中成为持久不衰的话题，时至今日，仍然不绝于耳。李欧梵先生何以如此“扫兴”？
这当然与李欧梵先生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有关。他认为“中国对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这套话语，感情太强烈了，大家都信以为真，就以为知识分子就一定要这样，每个人都觉得我是社会的良心，每个人都觉得我说这句话就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这其实就是从‘五四’以来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姿态越高调，离社会现实的距离就越远。”（Pl80－181）所以，不难想见，这些高调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高涨的道义激情，虽然也很想为改变社会出力，但是远离社会现实领域中的种种设想都只能是空谈。李欧梵先生明确地说“我就觉得当代知识分子不能再那样自鸣得意，不能再有那种自以为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论调。虽然这个传统已经受到了很大冲击，但我还要更进一步，把它全部解构，重新再来思考。”（P183）
如果知识分子不那么高调了，还能干些什么？季进先生也有同样的疑问：“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道义的承担者，在当今社会应该或者能够发挥什么作用？”（P172）李欧梵先生的回答倒也顺理成章，就是知识分子们可以试着做“平常文化人。”“所谓平常文化人，就是写写专栏，写写小说，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我心目中的公众尽一点力量。”（P185）这个回答明显是葛兰西式的，因为葛兰西认为人人都可以做知识分子，关键就看你是不是做了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而不在于你的调子有多高，地位、学历、职称有多高。用李欧梵先生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是从文化实践里出来的。”“如果你不把知识分子看得那么神圣，那么你在体制内甚至在最有党性的机关里面照样可以做知识分子的工作。”（P185）因此，他建议知识分子可以去扮演多重角色，哪怕各角色之间有矛盾也不要紧。“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角色，能够给自己营造一个论说的空间，对社会、文化有影响力的论说空间。这种影响力不同于原来的社会责任，而更多的是知识的推广。”（P185）基于这样的认识，李欧梵先生对于那些从事广告设计、策划宣传、IT产业的人士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与理解，而对于那些媒体中的编辑、记者则更是大加赞赏。因为这些人只是做事，不说大话空话。他们是行动知识分子。
李欧梵先生说自己也正在走这条路。他想从哈佛大学提前退休，原因之一就是不愿再背负名校教授的牌子，而只做一个文化人或知识人。他希望回到香港，为香港的文化学术做贡献，可以挂靠在大学里，但不愿被学校限制，这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所说的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看到李欧梵先生这个愿望你会明白他为什么在《上海摩登》中论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时会“笔端常带感情”，也会明白他为什么反复倡导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应具有国际视野和边缘立场。原因就在于任何“宏大叙事”中都难以避免“中心主义”，都可能会“执迷不悟。”而只有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才可能跳出那些他人划定的樊篱，多几个参照系才可能破除对某一端的执着。李欧梵先生的态度就是“平常”。但这个“平常”却可以化解各式各样的理论述障。
可悲的是，在这个体制的牢笼束缚着的世界上，“平常”不仅是一种浪漫，也是一种奢侈。“平常”也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对于李欧梵先生这样的名人就更是如此。所以他的平常态度也仍然不平常。季进先生首先就想到“这样反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做一些事情。”李欧梵先生也说：“现在，我也在寻找人自己的人文空间，我甚至于有一个理想，如果哪个学校可以给我一幢房子，我可以设计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营造一个非常人文的环境，然后把这个人文空间献给年轻的学者，使之成为小小的普林斯顿式的高级人文研究中心。我可以请世界著名的学者跟年轻学者对话。到了这里，随便你做什么，我只要每个礼拜大家作一次非正式的交谈。我想用这个办法来推动香港的人文风气。如果哪个大富翁给我一百万美金一年，就够了，让我试验五年，那我这一生的目的就达到了。”（P266）
说到底，李欧梵先生还是一个人文学者，浪漫得令人感动。作为晚辈同行，我又何尝不希望他的愿望早日实现？
《李欧梵季进对话录》/李欧梵 季进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