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6-24 作者：郭沂
一、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1，哲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
中国历史上以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等为代表的传统学术体系本来没有一个总名，所以对这套学术体系的研究，有人称之为“中国思想史”，有人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其实，“思想史”、“哲学史”这些范畴都是舶来品。严格地说，就象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一样（说详下文），中国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史。因而，用这个概念研究中国学术，应该以超越的态度处之，重新界定和解释它，就象我们应该超越地理解哲学一样。
然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内涵并非完全相同。我们或许可以把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和关于存在问题的独到见解，并为之建构了一个超验的形上学体系。第二个层面是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建构出一套形上学体系，甚至没有提出一套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但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并对现实或历史发生了重要影响。第三个层面是学者，泛指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这三个层面依次存在着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也就是说，哲学家首先是思想家，思想家首先是学者。而这三个层面正分别是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就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关系而言，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思想史又是学术史的主体。虽然我们可以作出这种划分，但在实际研究中，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
本书的研究对象包括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这三个层面。除了第一卷为竹简原文考释外，第二卷侧重于学术史，第三卷侧重于思想史和哲学史而尤其强调哲学史。
2，西学与中学
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势。诚然，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确实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果处理不好西学和中学的关系，一味地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反而看不清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真相，这种研究也变得没有意义。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最大弊病。中国哲学本来是生动的，是活泼的，诸家之学各具特色。曾几何时，中国历代哲学家被强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用一些僵死的概念肢解之，将相同的面具套在不同的哲学家脸上，中国哲学几成木乃伊矣！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个关于混沌的故事。人皆有七窍，浑沌独无；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下文将讨论到，中国的学术思想有自己的特点，在许多方面迥异于西方。如果进一步了解各个具体的哲学家就不难发现，他们有一套独特的范畴系统和思想体系。因此，完全套用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无异缘木求鱼。
事实上，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哲学体系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实事求是，因其固然，以探讨各家的核心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诸家的核心问题不同，其解决方式亦异。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摈弃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关键在于，要时刻记住，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它与西方有巨大差异，我们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的目的只是为了更正确地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的真相，更深入地挖掘它的意蕴。也就是说，在研究态度上，要以中国学术思想为本位，切不可在引进西学的同时，支解中学，取消自我。
3，价值观与方法论
中国古代思想流派的划分，尤其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派归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以为各派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价值观的层面，二是方法论的层面。判断学派性质，主要应该根据价值观，而不是方法论。就价值观而言，各派之间的界限是比较分明的。这是因为，某一学派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宗旨，这种宗旨，就是它的价值观。思想家本人也是根据其价值观来认同自己的学统的。就方法论而言，各派之间是相互贯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了同一个目的，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另一方面，为了不同的目的，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方法。
各个思想流派往往是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所关心的问题往往一致，所以它们之间难免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在历史的过程中，这种相互借鉴和影响有时还相当明显。思想的借鉴和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人们早已在杂家的著作中看到各派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郭沫若先生更把荀子作为“杂家的祖宗”，说“他是把百家的学说都融汇贯通了。”（1）事实上，这种学派间的影响和渗透很早就已发生了。史载孔子问礼于老聃，如果说老子对孔子未曾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在我看来，各派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主要表现在方法论的层面；至于价值观的层面，这种影响和渗透则殊为困难。尽管荀子“把百家的学说都融汇贯通了”，但这主要是就其方法论而言的，至于其价值观却仍然是儒家的，因而他仍然是儒学的大师。
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既要注意各派价值观层面的差异性，也不能忽视其方法论层面的相通性。
4，生命主义与认知主义
心有两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可称为生命之心，它是心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的那一部分，具有情欲、意志等特征，大致相当于英语中heart。一方面，无人心，生命存在的意义不得而知；另一方面，无生命，人心无所附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说：“心与生命同义。”（2）因而，生命之心的功能就是对它自身的体验和感悟。
心的第二个层面可称为认知之心，它是心对事物认识的那一部分，具有理智的特征，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brain。当然，其功能是对世界的认识。它所把握的对象是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它自身、生命之心和其他客观事物。
其实，心的这两个层面也是从事整个哲学研究的两个出发点和两种致思方式。以前者为出发点和致思方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式，可称为感性方式；以后者为出发点和致思方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式，可称为知性方式（请注意，此“知性”不同于康德的“知性”）。在现实中，这两种形式在每个哲学家头脑中都是并存的，只是侧重点往往不同。主要靠感性方式建立起的哲学，我称之为生命主义；主要靠知性方式建立起的哲学，我称之为认知主义。我以为，儒家的自孟子至陆王而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可归于生命主义；自荀子至程朱而冯友兰一系，可归于认知主义。
5，范畴与体系
忽视范畴研究可能是多年来学术界的通病，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切实际的一个根源。
固然，一个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他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体系并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因而，只有在深入、细致地剖析范畴的基础上，才能切实地把握体系。另一方面，充分地理清体系以后，又可反过来更准确地理解范畴。范畴与体系，犹如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因此我主张，以范畴见体系，以体系释范畴。
6，考据与义理
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研究传统？早在汉代就形成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对立的阵营。近代西方学术系统传入中国以后，又有历史学和哲学之出现，亦俨然为两大阵营。古今两大阵营，似乎存在着某种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就是说，古文经学和历史学都侧重于考据和历史，今文经学和哲学侧重于义理和思想。我们不能不说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偏差。
事实上，文本和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文以载道，道赖文存。如果一味地追求所谓微言大义而忽视文本考据，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反之，如果一味地沉湎于文本考据和历史事实而忽视那些活生生的思想，那么传统就变成了一具僵尸。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考据寻义理，以义理促考据。
7，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浓厚的历史意识的国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多有缺失，两千五百年之前孔子就发出了“文献不足”之叹；在传世文献中，时见伪书；而那些本来不伪的典籍，也往往遭到怀疑。如此看来，史料甄辨成为又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无疑，以文献考证文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途径。但是，更可靠的途径是二十世纪早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些考古材料，一方面可以印证传世文献的真伪，并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新的线索；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所以，自从发现甲骨文以来，几乎任何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会改写一段历史。
8，残缺与完形
历史是残缺的。就历史文献而言，如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多有缺失；在传世文献中，又时见伪书。依据完全可靠的文献我们就能完全恢复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和古人之间隔着一条不可跨越的历史鸿沟－－文献写作时的社会和语言环境无法全部再现了，当时文字语言的含义无法全部再现了。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考证、训诂等方式缩小这条鸿沟，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假设我们能够跨越历史鸿沟，我们就能完全恢复历史吗？仍然不能。语言文字只是意义的记录符号，二者之间也隔着一条鸿沟。《系辞》上早就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秋水》也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历史原来是这样！现代解释学家们失望了，他们的结论是，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不同的历史，那就是历史学家心中的历史。克罗齐甚至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难道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意义吗？我并不这么悲观。历史尽管是残缺的，但是它毕竟还有实实在在的部分。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这实实在在的部分的基础上，去弥补那残缺的部分，从而使残缺的部分越来越缩小，实实在在的部分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