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源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 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 90 年代后期，“政绩合法性困境”逐渐显露，于是中国政府又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目前，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巩固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加大反腐败、反贫困和建立社会保障工作的力度，试图通过维护或提高社会公正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目前，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精英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最终将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并且早在 20 年前就已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法治建设进程。世纪之交，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
本文考察了 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转变过程，并展望了其未来趋势。第一部分阐述 70 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变化的根源；第二部分分析政绩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及其面临的困境；第三部分讨论社会公正对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意义以及建立社会公正的基本途径；第四部分回顾了 20 年来中国政府在建设民主合法性基础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经济体制竞争与合法性基础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中国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其原因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之外；其源头不在当代，而在 500 年前。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制竞争，已持续 500 年之久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1 经济体制合法性与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关系
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决定了它被人们自觉接受的可能性的大小。经济体制的合法性越高，它被人们自觉接受、服从、遵守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经济秩序则是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而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比另一种经济体制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就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也就具有更高的合法性。
当只存在一种经济体制时，或者人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的经济体制时，经济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并不突出。在当今这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某种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总是与各种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的。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与另一种经济体制相比能够更快地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那么它就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被原来实行效率较低的那种经济体制的国家所采用，而效率较低的那种经济体制则要被使用者抛弃，从而失去自己的生存空间。
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政府维护的是一个较少合法性的经济体制，那么其政治合法性将因此受到威胁和挑战。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有时政府为了保护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只好“丢卒保车”，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政府明知这样做将威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但为了眼前利益和切身利益也只好牺牲前者了。
2 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竞争
始于 500 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启动了资本主义市场向全球扩张的进程，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圈地运动”。资本主义市场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圈进”自己的“势力范围”，迫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转。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殖民高潮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扩张“联袂出击”，席卷全球。
就在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凯歌奋进的时候，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人马克思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模式——计划经济体制。 1919 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这种理论构想在贫穷落后的俄国变为现实。从此开始了长达 70 年的两大经济体制竞争。
本世纪上半叶，苏联用自己的经济发展业绩向世界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苏联的经验证明，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只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创造出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至少要用一、两个世纪才能完成同样的任务。那些经济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为它们提供了一条快速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捷径。从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纳这种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