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是传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凯恩斯主义者哈伯格(A.C.Harburger)和蒙特格勒(L.A.Metgerler)将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运用和发展，主要阐述了贸易收支与收入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故又被称为收入分析法。后被运用于国际收支的吸收分析法，形成了国际收支的收入—吸收分析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该理论占据了国际收支理论的主导地位。
假定宏观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汇率和价格不变而收入可变，同时不考虑国际资本流动，而且将国际收支问题简化为贸易收支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国民收入恒等式可表示为：
Y=C+I+G+X-M (1)
Y为国民收入（这里的收入是泛指，严格来说应该是国民生产总值），C为国民消费，I为国民投资，G为政府支出，X为商品与劳务的出口额，M为商品与劳务的进口额，X-M即为净出口或贸易收支。
假设消费函数为：
C=C[,0]+bY (2)
C[,0]为自主性消费，与收入无关。bY为诱发消费，又叫引致消费，随收入变化而变化。b为边际消费倾向，b=△C/△Y。假设人们只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即0＜b＜1。
同样，进口函数也可写成：
M=M[,0]+mY (3)
M[,0]为自主性进口，m为边际进口倾向，m=△M/△Y，且0＜m＜1。
将(2)式和(3)式代入(1)式整理后可得：
附图
系数1/(1-b+m)就是开放经济体系中的凯恩斯乘数，又叫外贸乘数。当一国的投资、政府支出或者出口增加时，国民收入会因为外贸乘数的作用而成倍增加。这就是开放经济体系中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封闭经济相比，开放经济体系中的国民收入乘数减小了，这是因为收入增加会引起进口增加，即增加的收入没有全部用来购买国内产品，其中一部分购买的是外国产品，这部分收入就外流，从而刺激外国的经济增长了。
上文已经提及，乘数法将国际收支简化为贸易收支，因而国际收支差额的增量方程可表示为：
△TB=△X-△M=△X-m△Y (6)
其中TB为贸易收支，将(5)式代入(6)式整理后可得：
1-b m
△TB=─────△X-──────(△I+△G) (7)
1-b+m 1-b+m
二、模型的扩展
一国的贸易收支不仅受本国的自主出口、自主进口以及由收入引发的进口所影响，还要受到由外国收入引发的出口所影响。当本国收入增加引起进口增加时，这些增加的进口会增加外国的收入和创造外国的就业机会；同样当外国收入增加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国会购买更多的本国出口产品。本国出口增加又会进一步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因此，出口函数又可以表达为：
附图
三、中国贸易收支的实证分析
下面用中国1985-1999年的相关数据做一实证分析，考察加入外国收入因素后对中国国民收入和贸易收支的影响。
（一）外贸乘数的计算
表1 中国外贸乘数的相关数据测算
附图
注：GDP、居民消费、进口分别视为Y、C和M，单位为亿元，均为当年价格，数据资料来源于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如表1所示，中国15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4713，平均边际进口倾向为0.1721。由此根据外贸乘数的定义可算出我国的外贸乘数，变化范围在1.1-2.2之间，15年的平均值为1.50。1980年代末，美国的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9，可支配收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则国民生产总值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其边际进口倾向为0.15，所以外贸乘数为1.82。相比之下，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外贸乘数也偏小。
从消费角度来看，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消费观念密切相关，一向崇尚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中国百姓还没有形成信贷消费的习惯。1988-1989年高达13%左右的通货膨胀使老百姓掀起了“抢购”风潮，边际消费倾向一下子超过了50%。之后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坚决治理降低了人们的通胀预期，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回落。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教育等改革的推进，百姓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出于预防性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当前消费，虽储蓄利率一再下降，但储蓄余额仍在增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内需不足、物价走低、通货紧缩的情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收入、促进消费，致使边际消费倾向有一定的回升。
从进口角度来看，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扩大出口以增加国内收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的增加进口有助于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所以自我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边际进口倾向逐步扩大，但贸易乘数却随之减小了。1994年汇率制度的改变，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出口发展较快，进而国民收入增长较快，而进口增长速度减缓，以增量计算的边际进口倾向减小到0.1以下，这样，贸易乘数又增大了。
（二）考虑外国收入的贸易收支
在现实生活中，一国跟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所以，“外国”是一个“大外国”的概念，即本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外国”，而非单指某一个国家。因此，公式(8)可以进一步修正为：
附图
q[,i]为第i个外国和地区从本国的进口额在其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n为与本国有进出口贸易关系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就出口额而言，美国、中国香港和日本是中国大陆的三大贸易伙伴，其各自所占的份额如表2所示，对三者总的出口额约占中国大陆总出口额的近60%（见表2）。
表2 中国大陆对美、日、中国香港的出口额
附图
资料来源：《2000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比率根据相关数据计算。
1.计算美国、日本和香港的边际进口倾向（见表3）。
表3 美国、日本、香港相关数据
附图
注：Y指的是GDP,M为进口，m为边际进口倾向。l代表美国，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2000。2代表日本，单位为亿日元，数据来源同上。3代表香港，单位为亿港元，数据来源于《香港经济年鉴》（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导报社出版）各期，GDP在香港特区出版物中称“本地生产总值”。1997-1999年的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中国统计年鉴》注）。1999年的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从表3可以看出，香港15年的平均边际进口倾向为1.5126，除少数几年外，其边际进口倾向均大于1，这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海岛型经济结构体系，自然资源贫乏，本地市场狭小，绝大部分生活、生产资料需要进口，八、九成的产品需要外销，因而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才能生存和发展。这些条件决定了香港必然是外向型经济。而香港拥有的最大资产，便是一个有效率及咨讯充足、自由的商业社会体系，加上香港位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交通要害，因而令香港发展成了区域性的贸易中心，进出口贸易便成为维持香港发展的经济命脉。1980年代以来，香港抓住了内地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进出口贸易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自1988年开始，进口额一直大于GDP（按照支出法计算），而且大多数年份进口增量都大于GDP增量，所以，香港的边际进口倾向大于1。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开始香港的GDP和进口同时出现了负增长，且进口量急剧萎缩，故边际进口倾向高达3点多。
1980年代初，由于日元升值造成日本国内经济萧条，进口锐减。1986年11月开始进入长达五年的“平成景气”阶段，进口逐步增加，边际进口倾向回升。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得日本经济遭受很大打击，1991-1993年虽GDP仍有缓慢增长，但进口有较大萎缩，故出现了按增量计算的边际进口倾向为负的情况。1997-1999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刚刚有点起色的日本经济又走进了衰退的低谷，GDP和进口均为负增长，但按增量计算的边际进口倾向仍为正。若不考虑进口倾向为负的年份，则10年的平均边际进口倾向为0.40。从日本的国情来看，由于其国土面积小，资源较贫乏，进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其实际边际进口倾向应比表3中计算的要大，故将其修正为0.40运用于下面的有关计算。
2.外国收入对本国收入和贸易收支的影响。根据表2、表3中1996-1999年的数据计算，美、日、中国香港从中国大陆的进口量分别占其进口总量的3%，7%和20%，即q[,1]=0.03,q[,2]=0.07,q[,3]=0.20。根据公式(11)，采用1985-1999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外贸乘数、美、日、中国香港的平均边际进口倾向大致估计外国和地区收入变动对中国大陆收入的影响是：
附图
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汇率，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的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则中国大陆收入可增加0.5022个单位。如果考虑到美、日、港三者的出口额只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60%，则加权计算后，我国所有的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的收入都增加1个单位，中国大陆的收入可增加0.8370个单位。
同理，根据公式(12)，外国和地区收入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为：
附图
由于1-b约等于0.53，若不考虑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变化，美、日、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则中国大陆贸易收支约改善0.27个单位。考虑到美、日、港所占的出口份额，则中国大陆所有的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的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中国大陆的贸易收支约改善0.44个单位。
3.当前全球经济状况对我国收入和贸易收支的影响。2001年以来，随着美国国内投资泡沫的破灭、股票市场狂跌、大批网络公司纷纷倒闭，加之“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