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南常熟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清军攻陷南京，谦益降清，仍作礼部侍郎。不久辞归。他是清初最早的诗人，明末已负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他论诗反对严羽的“妙悟”说，斥为“无知妄论”，为“瞽说”(注：见《唐诗英华序》及《宋玉叔安雅堂集序》、《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主张诗要“有本”(注：见《唐诗英华序》及《宋玉叔安雅堂集序》、《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以为“国风”、“小雅”、《离骚》及李、杜等人之作从肺腑中出，莫不有本。这是对的，但评严羽则太过。他以达官而兼作者，变节投降后，诗中常常故意表示怀念故国，诋斥清朝，企图掩饰典颜事敌的耻辱。他已经做了“贰臣”，剃发改服，却偏要说什么“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晚年他和杜甫《秋兴》，写了一百二十四首《后秋兴》诗，为《投笔集》，竭力表示恢复故国的愿望，并咒骂清朝和吴三桂，虽然好象很沉痛，但是民族叛徒的罪名是洗刷不了的。他的诗文集乾隆时因其中多触忌讳，下令禁毁。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江南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后屈节事清，官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归。
吴伟业的诗有一些歌咏明清之际的时事，如《临江参军》、《琵琶行》、《松山哀》、《圆圆曲》等篇，都是他的代表作。《临江参军》通过对杨廷麟的歌颂写卢象升英勇抗清，战败殉国的事，并反映了明末朝廷内部的矛盾。《琵琶行》叙述从白生曲中和姚常侍口中所听到的先朝旧事。《松山哀》写洪承畴战败降清，甘心为敌人效劳，消灭抗清力量。诗中写道：“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还忆往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含有讽刺之意。《圆圆曲》写吴三桂为了夺回爱妾，不惜叛国投敌，合兵反击李自成农民军的事。诗中一开头就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直写。篇末又云：“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委婉中亦含有讽刺，颇为世所传诵。这些诗通过各种重要题材，反映了兴亡大事，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作者本身的污点，对于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民族叛徒，不敢明白揭露他们的罪状，加以口诛笔伐，特别象《圆圆曲》一篇，只是作为一件风流韵事来描摹、咏叹，模糊了其中更重要的主题思想，同时也诬蔑了农民军。这些都是严重的缺点。至于歌行一体，作者最为擅场，其艺术风格诚然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且文词清丽，音节调谐，既微婉含蓄，又沉着痛快，构成吴氏诗歌特别是七言歌行的艺术特色。但他的七言古诗往往辞费而欠简练，又好用典故，使意义隐晦不明，且常有不甚切当或字句不稳之病。
吴伟业还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芦洲行》、《直溪吏》写当时官府追逋的酷虐，《捉船行》、《马草行》写虎狼吏役勒索的无厌，《堇山儿》、《临顿儿》写乱离年代儿童被虏掠、被出卖的惨剧。以上六篇是仿杜甫的“三吏”、“三别”而作的，而《堇山儿》更接近古乐府。
吴伟业还有不少律诗写时事，如以《读史杂感》为题的五律十六首，以《杂感》为题的七律二十一首，及以《扬州》为题的七律四首等，感慨兴亡，关心时事，苍凉激楚，凝练深沉。各举一例如下：
漫说黄龙府，须愁朱雀桁。三军朝坐甲，十客夜传觞。王气矜天堑，边书弃御床。江州陈战舰，不敢下浔阳。
——《读史杂感》
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雪深六月天围塞，雨涨千村地入湖。瀚海波涛飞战舰，禁城宫阙起浮屠。关山到处愁征调，愿赐三军所过租。
——《杂感》
清初较早的诗人还有宋琬和施闰章，号南施北宋。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他曾被人诬告下狱，拘囚三年，险遭不测之祸，故集中感伤忧患之作特别多，如《感怀》、《听钟鸣》、《悲落叶》、《写哀》、《九哀歌》等，极悲愤沉痛。他的《义虎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它和王猷定的《义虎记》是同一题材故事，描写很细致。他的诗五言古歌行较胜，王士祯以为“间闯杜韩之奥”。七律好作壮语，颇拟放翁，如“九曲流从星宿海，五陵烟锁帝王都”(《登西岳庙万寿阁》)、“少华西来朝白帝，太行东望走黄河”(《登华山云台峰》)等句，对仗工稳，音调和谐。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江南宣城人。顺治进士。康熙中，应试博学鸿儒，为翰林院侍讲。他官江西参议时，正当大乱之后，地方残破，天灾人祸，十分惨重。而政府急征军粮，限期迫促，他亲眼看到这种情况，写了《湖西行》、《大亢叹》、《临江悯旱》等诗，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同时也流露了对人民的同情。在《浮萍兔丝篇》里写一个士兵和一个平民途中巧遇，各还其妻的故事，也是那时的苦难社会中一个悲惨的小镜头。施闰章长于五言诗，例如《太白祠》云：
太白骑鲸去，空留采石祠。当轩千里水，绕屋万松枝。山月长清夜，江云无尽时。谁将一尊酒，把臂共论诗!
又如“沿溪路不尽，忽接溪上山。溪山相与绿，黄鸟时关关”(《寻紫阳山遇雨》)、“微雨洗山月，白云生客衣”(《雨宿坛院》)等句，写景抒情，接近王(维)、韦(应物)，代表施氏诗的主要风格，与宋琬的磊落雄健的诗风不同。
清初诗人以王士祯为最著名。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恒台县)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少年时即以诗名。他论诗以神韵为宗，大抵出于严羽“妙悟”、“兴趣”之说，而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认为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庐山》二诗“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可比画家“逸品”(《分甘余话》)。他反对当时依附盛唐的诗人专学“九天阊阖”、“万国衣冠”的“空壳子”、“大帽子”，自以为“高华”、“壮丽”，于是选录王维以下四十二人的诗为《唐贤三昧集》，目的是为了“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然灯纪闻》)。同时他也反对艳丽的诗风，企图“救之以陶韦，以几于苏李”，认为“欲反古者，必自五言始”(《师友诗传录》)。他的《论诗绝句》也说：“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可见王士祯的爱好，主要是倾向王孟韦柳一派，他的诗歌正是按照他自己的主张来进行创作的。
王士祯一生大半处于清政权渐趋巩固的时代。他早期还有少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如《养马行》、《春不雨》、《蚕租行》等；也有一些感慨前朝往事的，如《淮安新城有感》、《秦淮杂诗》等。这些诗措词多隐约吞吐，已缺乏清初遗民那样的战斗精神。中年以后的作品则以歌颂朝廷威德，流连风景，咏情古迹，以及应酬赠答为多，虽间有讽刺或寄托，总的倾向则是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的。但由于他的爱好和艺术修养，他的诗歌创作还是有一定的特点和成就。例如《青山》云：“晨雨过青山，漠漠寒烟织。不见秣陵城，坐爱秋江色。”《惠山下邹流绮过访》云：“雨后明月来，照见山下路。人语隔溪烟，借问停舟处。”这类小诗正如他自己所说，“皆一时伫兴之言”，其妙处就是天然不可凑泊。王(维)、裴(迪)《辋川集》中五言绝句往往有得意忘言之妙，他所努力追求的意境也就在此。又如《碧云寺》一首：
入寺闻山雨，群峰方夕阳。流泉自成响，林壑坐生凉。竹覆春前雪，花寒劫外香。汤休何处是，空望碧云长!
写景俯拾即是，如在目前，神韵天然，风格接近王孟。又如《真州绝句》云：
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
此外如《高邮雨泊》、《雨中度故关》以及传诵一时的《秋柳》等诗，大抵以神韵风致见长。当然，他的诗歌的艺术风格还是有发展的，特别入蜀以后，近体如《晚登夔府城楼望八阵图》、《襄西谒少陵先生祠》、《三闾大夫庙》、《漫兴》、《苻离吊颖川侯傅公》，以及古体如《文姬归汉图》、《送洪访思由大梁之武康》等，沉雄俊爽，风格接近杜韩。总之，王士祯的诗对于纠正专学盛唐的肤廓、晚唐的缛丽和宋人以议论、学问为诗的偏向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强调神韵，容易流为空调；过求典雅，反致淹没性灵。因此，他所提倡的艺术风格，事实上成为脱离现实、掩饰空虚的借口，招致了当时和后来不少的批评和反对。而专事修饰外表，忽略内容，却正是适应清朝统治者粉饰现实的需要。从顾炎武到王士祯，我们看到清初诗风从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的转变。
继王士祯之后以诗名者，还有查慎行和赵执信。查慎行(1651—1728)，字夏重，号初白，浙江海宁人。康熙举人，官编修。他早年从军西南，又遍游南北，凡地方风物、人民生活以及山川形势，多见于诗篇，既供奉内廷，脱离现实，诗风稍变。他的《麻阳运船行》写西南用兵，人民转运粮草的苦难；《偏桥田家行》写军队纵马吃稻苗并连根踏毁的惨状；《养蚕行》和《麦无秋行》写田家蚕麦歉收复遭到剥削的痛苦。他的五七言古诗得力于苏轼，辞意宛转畅达，如《月夜自湖口泛舟还湓城》、《高斯亿画竹》等。近体颇学陆游，如《夜观烧山》云：“赤帜千人争赵壁，火牛百道走燕军。危时莫以烽为戏，我意方忧玉亦焚。”运意灵活，属对自然。又如《题杜集后》云：
漂泊西南且未还，几曾蒿目委时艰。三重茅底床床漏，突兀胸中屋万间。
凝练有力，风格逼近剑南。他曾说：“平生怕拾杨刘唾，甘让西昆号作家”(《自题癸未以后诗藁》)。大抵查慎行的诗以白描见长，不尚藻丽，“得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