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简介：
【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
胡适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家庭。幼时就读于家塾，习四书五经。9岁起熟读多种中国古典小说。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192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首次猛烈抨击封建文学，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首篇正式宣言，为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引起很大反响。嗣后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论文，把白话文学提到“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地位，这是文学观念一个大变革。他提出文学革命要创造一种“活的文学”，即“国语的文学”。这对于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的倡导和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有关创作的理论文字，率先发表白话文学的创作。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写成了一种解放了的新诗体，另外，他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他还写了许多自然畅达的传记作品和杂文，翻译了都德、莫泊桑、易卜生等的一些世界名作，以供创作新文学的借鉴。在学术上，他曾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其中所著的《红楼梦考证》，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红学派。在治学方法上，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学术界深有影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1919年爆发了一场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论战，那就是两位著名的学者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引起当时社会各界强烈关注。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是"偏向纸上的学说"，有人不专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专高谈社会主义，不专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却专高谈夫妻主义和自由恋爱，还得意洋洋地夸口"我们谈的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则在文章中反驳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这就需要一个具有共同趋向的理想和主义，而社会制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这场论战正如火如荼之时忽然中断了，因为北洋军阀禁止了胡适文章的发表，这无疑给了胡适重重一击，不解决社会制度，不要说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连倡议和畅谈的权力也没有。
1922年胡适又创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1928年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月刊。1932年主办《独立评论》后，政治上依附了国民党当局。1938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驻美国大使。1942年交卸大使之职，仍在美国从事研究和讲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旅居英国。在30、40年代，胡适还从事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工作。1958年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晚年主要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后病逝于台湾。胡适一生著述宏富，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劄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书评序跋集》，以及《胡适文存》、《胡适作品集》等。译有《短篇小说集》二集、易卜生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
胡适与红楼
胡适将杜威的实验主义运用于《红楼梦》研究,开创性的建立了新红学。新红学把长期受到贬抑和轻视的小说提高了与经学、史学等传统学术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但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改变了传统学术的重心,推进了现代学术的转型。这可以说是胡适新红学的伟大意义。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于1921年，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作者的考证，必然涉及作者所处的时代，所以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红学考证的“证据”不是别个，而是“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红楼梦考证》和《跋＜红楼梦考证＞》两文，主要考证的是作者和时代。1928年和1933年，胡适又撰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则是属于版本考证的范围——前者介绍和考证甲戌本，后者介绍和考证庚辰本。
1961年甲戌本《石头记》在台北影印出版时，胡适附有跋语，补充论证了他对该本特征和价值的看法。
（选自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为胡适辨诬
杜 光
在四十多年前的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中，理论界曾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中国标本，大申讨伐。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两点最为突出：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中国式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二，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当年对胡适的批判，完全是背离实际的诛心之论。但近几年读到一些文章，还是重复四十多年前的观点，有的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作是主观随意地对待问题的思想方法，有的甚至语带讥讽；有的仍指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为了反对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看来，至今仍原封不动地照搬四十多年前的观点者还大有人在，很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再认识，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一）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说法，并非出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是见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在该文的第八章结论中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他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是针对宋儒的“格物”方法提出来的。假设就是归纳法，求证就是演绎法。他举出钱大昕用大量例子（胡适列出15个）来证明汉字语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假设，指出：“演绎的结果若能充分满意，那个假设的通则便成了一条已证实的定理。”“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
胡适这个结论写于1920年11月，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之后一年零四个月。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概括。精于训诂考据之学的乾嘉学派，治学十分严谨。钱穆在《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中曾谈到乾嘉学派钜子阮元的治学方法：“其法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乃为之统整，加以条贯。”阮元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他在《研经室集自序》里说：“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所以，后来“实事求是”一词，便常同训诂校勘、诠释经典联系在一起，成为证经解经的基本方法。如陈垣就曾指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胡适所概括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阮元、陈垣说的“实事求是”。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虽然没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但对这种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确实作过类似的表述：“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胡适在这里把研究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和种种事实；第二步是提出各种解决方法；第三步是从中找出较好的解决方法，作为自己的主张。这种认识方法无疑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前几个月的1919年春间曾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就叫《实验主义》。在这次讲演中，他介绍杜威的认识思想五步曲：1。对问题发生疑难；2。探究疑难之点竟在何处；3。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4。决定哪一些假设是最适合的解决方法；5。通过实践加以证明。胡适认为，在这五步曲中，“从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归纳法的，……从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绎法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功夫只是要引起这第三步的种种假设；以下第四、第五两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设演绎出来，加上评判，加上证验，以定那种假设是否适用的解决法。这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
胡适的认识三步曲和他所介绍的杜威五步曲之间的渊源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作胡适本人的实验主义方法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