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简介：
周汝昌，字玉言。研究员，男，汉族，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贴津贴。
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有2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1980年赴美国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4年受国家委派赴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1986－1987年，获美国鲁斯基金，赴美国访学讲学一年并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
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40万字），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三月内连销三版，后增订至80万言，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雪芹》（14万字），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增订至20万字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恭王府考》（12万字），198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献芹集》（40万字），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头记鉴真》（20万字），与周祜昌合著，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8万字），1989年工人出版社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分出；《红楼梦的历程》（11万字），198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恭王府与红楼梦》（20万字），199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曹雪芹新传》（23万字），199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红楼艺术》（19万字），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的真故事》（27万字），199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红楼真本》（12万字），199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周汝昌红学精品集》（184万字），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风流文采第一人》（25万字），1999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学术专著：《范成大诗选》（22万字），1959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居易诗选》（20万字），与他人合著，1962年作家出版社、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万里选集》（28万字），1962年中华书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法艺术问答》（8万字），1980年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出；《诗词赏会》（20万字），198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28万字），199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54万字），1999年安格教育出版社出版。
其他成果：《石头记人物画》（题诗40首），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岁华晴影》（23万字），1997年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出版；《胭脂米传奇》（18．5万字），1998年华文出版社出版；《砚霓小集》（30．8万字），199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脂雪轩笔语》（18万字），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主编了《红楼梦辞典》、《中国当代文化大系·红学卷》；校订过新版《三国演义》、《红楼梦》、《唐宋传奇选》，并撰序文；为《中国古代文学词典》、《唐宋词鉴赏词典》、《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词典》、《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诗词典故词典》。《〈红楼梦〉世界语版》等撰写了序文；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序跋与专栏文章发表于各地报刊。
周汝昌的红与黑(文摘)
张者
一部震惊学界的名著，一门悲剧性的学术，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生，如何交集在一个又聋又瞎的学者身上？
●误会：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罪证：在“文革”中，我所有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死亡：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对于死我还没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
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82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身材瘦弱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
一部《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学”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品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10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
周汝昌却用了50年心血，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
抵御声色要招
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伏案甚低，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问：“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他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0.01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几乎认不出。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采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哪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促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您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呜，我正站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她笑了笑说：“这只是一个原因，和小时候得病也有关。”
我又问：“您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
“您从1974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1974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34岁由“红”变“黑”
“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
“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的一段佳话。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共给周汝昌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也许设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