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蒙
性格化是写实的要求。人物性格本身就是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目光的聚集点。但写起性格来难免有所过滤、夸张，渲染勾勒的结果将更文学更小说更不写实。《红楼梦》中王熙凤写得最像活人，几面都写到了，既写了她的左右逢源、无往不利，又写到了她的四面楚歌、危机四伏，贾母也写的好，声气栩栩。写宝钗似乎太强调了她的城府、少年老成和永远正确绝对正确，使人产生不相信她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的感觉，甚至使人毛骨耸然。宝钗太“净化”了。袭人同类性格，由于“初试云雨情”，由于被李嬷记录本痛骂，由于挨了宝玉一个“窝心脚”，由于常被晴雯嘲弄挖苦，就显得真实得多。她后来改嫁蒋玉菡自然不足为病，一些文以人此来贬斥她实在是本身的观念陈腐冬烘， 她的丑陋主要在于给王夫人打的小报告，这个小报告颠倒黑白、贼喊捉贼，从舆论上思想上将王夫人推向砍杀晴雯芳官司棋的位置，将黛玉同样推向了岌岌可危与不名誉的处境。或者可以说，袭人的汇报，为抄检大观园做了思想铺垫，而她因此得了便宜，得了残羹剩饭、旧衣裳与特殊补助费二两银子一吊钱---厌袭人者或讥之为特务活动经费。很难说袭人是有意做特务。这种无意的特务活动，这种随着这个家族的观念、习惯、运转机制而自然而然地出现的特务行为与特务人材，确实比有意的特务任命与特务安排更可怕。
其他人物性格描写之绝妙，不可胜数。唯赵姨娘、贾环、贾赦、邢夫人、王善保等嫌脸谱化或简单化，几个人物一出现就尴尬，一出现就丢丑，而且一出现就失败。显然作者不待见她们，倾向性过于明显。如贾环制个灯谜也搞得不能，这种带有偏见的描写甚至反使读者觉得作者是有意糟践他。连看电视剧时我都同情可怜巴巴的贾环。
尤三姐的性格描写则是另一种情况，泼辣刚烈，痛快淋漓，一扫大观园的酸文假醋，慵懒萎靡。大开大合，大闹大悲，大转大变，她的个性与遭遇极富戏剧性，作为“红楼戏”，“二尤”或“尤三姐”很适合搬上戏曲舞台。也许正是这种戏剧性的凸出，这种表现上的戏剧性夸张，使尤三姐的性格的可信性受到一些影响。尤三姐开始出场时是个巾帼豪杰，也不妨说是个女流氓。六十五回写尤三姐“无耻老辣”，“竟真是她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她”，令人咋舌。玩弄、欺凌、糟践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三姐能掌握主动，以功为守，也着实火辣地来劲，男可以嫖女女也可以嫖男，这种性观念其实是进了一步。“思嫁柳二朗”并说破了以后，她立刻变成了另一个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既很有性格又令人觉得终是经过作者处理分明的结果。一个小说人物前后判若两人，可与比类的似乎只有《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与《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但这两个人物的“恶”的描写不过虚虚带过，作家雨果与托尔斯泰下功夫的还是写他们忏悔后的至善至圣，仍然不像尤三姐前后对比是如此之泾渭之明。以三姐的性格能够在对柳湘莲的爱情的净化下立地成佛么？不太可信。柳二郎悔婚也未必就是冷面冷心。从与薛蟠的关系上，我们已经晓得，柳湘莲是相当洁身自好的。
尤三姐之死也是戏剧化。“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 ，这种语言富有传统戏曲的间离审美效果，实在不是现实主义更不是体验入微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尤三姐“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这几句关于三姐自刎的细节描写也嫌粗略换真，甚至让人觉得写得太轻巧艳丽，缺汪与现实主义不可分的人道主义的份量。细节上似也不尽可信：在两个男人近前自杀会是那么容易，那么干脆利索的吧？贾琏、湘莲竟然连拦阴的意图也没表示，是他们不想拦还是三姐剑法如电呢？顺手一抹，就能断气？此剑莫非是干将莫邪？如此“吹毛断玉，削铁如呢？”柳湘莲毕竟不是刺客不是武官不是《水浒传》中人物，佩载实战性能如此出色的武器做什么？又如何将这样的武器做为定婚的信物？如果用实点用的剑做订婚信物，不等于璀用装好子弹的冲锋枪做婚姻礼物吗？尤三姐这么会用剑吗？她这样熟悉解剖学能迅雷不及掩耳般的一下割断动脉吗？割断动脉一下子会喷出多少血来，贾琏尤二姐湘莲还能那样冷静地讨论责任问题吗？即使一下割断动脉，也不会马上变成列寂的僵尸，自杀者的四肢、身体乃至声音语言还会有种种弥留之际的蠕动活动响动。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写呢？再对比一下曹雪芹写服装写吃喝写做诗等场面的细致入微，不能不令人怀疑尤三姐的结局与其说是出自作者的见闻，不如说是出自作者的想象了。
在写作手法上乃至创作方法上，《红楼梦》既是自成一体又是不拘一格：写人物或虚或实，或浓或淡，或庄或谐，或客观地旁观地写或钻到人物心里写，或正面写或侧面写，或立体地写全面地写，或只写几点，或收或纵……都能为我所用，形成杂多的统一，却也相当不平衡。研究一下尤三姐的性格描写，确有令人不甚解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