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见喜：我们在1996年去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观览过塔里木河的流向。这条内陆河流到下游，几乎没有固定的河床，这使我想起中国的历史，流向的改变也可能是由于一夜间风在那儿旋起一座沙包。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可能是对后人解读历史而言的，但我总觉得，在历史的当下，这位小姑娘也是任人打骂的。你在评说邓小平的时候，也说过“真真是英雄创造历史”，那么历史的航道，到底是顺着谁的意志走的？是人民主宰历史吗？可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人民――布衣，从来都是当牛作马的，即使他们最微弱的声音，也得通过清官来实现。而统治者的灵机一动，就可能使历史的河床拐个弯儿。我读过一部史书，说是元朝时某人向官员献上一把好刀，这时刚好有手下人报告说逮住了一个盗马贼，官员说那就拉过来试刀，于是逮住盗马贼立斩就成了一条法律。双十二事变那会儿，士兵漫山放枪，若有一粒小小的飞子儿误中了老蒋的脑袋，那后来的历史会怎么样？现在华山的石头缝儿里长着许多参天巨松，可这都是小松鼠偶然的失误造成的，你说，英雄能用人民来解释吗？历史能用理性来解释吗？
贾平凹：在我经历的任何访谈中，还没有人提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啦？要考我呀？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谈这类话题的缜密的逻辑思维，我浮浅地甚或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框架，虽然我们曾经批判过这种观点，但事后看看，历史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事件是经，人物必然为纬。芸芸众生是个成语，众生确实芸芸，上苍会派一些人下来治理的。每个人在世上是有定数的，一个农民给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都是按需要产生的，如你去商店买了一把茶壶，就得去买茶杯，又得去买吃茶的桌子和凳子，人也是这样。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指一种势，大的势到了，肯定要有大的人物出来，这又如春天来了，草才会绿，花才会开，至于什么草绿什么花开那是偶然的。正常的社会，英雄是不会多的，若英雄太多是上苍的大意，上苍一大意，人类就乱了，所以英雄辈出的年代必是乱世，是芸芸众生的灾难。古人说，不服一人或见人便服皆妄人。要服人，毛泽东要服，邓小平要服，他们确实改变着中国，创造了一段历史。就说米卢，也是要服的，他当教练把中国足球队带进了世界杯还不是多重要，而他的执教改变了我们对足球的思维，扩而大之改变了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思维。文学上你能不服李白、苏东坡吗，他们的创作思路无迹可寻，是靠后天学养和勤奋所能及的吗？大势是最重要的，在大势的背境下考察某一个人的功过，我们就可以明白历史了，之所以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某某是某某的转世，道理也就在这里。
孙见喜：在中国早先的君主政体里，虽说君王的权力无限，却也受到御史谏官的限制。当然最后还是个人意志说了算，一元化吧，但当初设置这个官位恐怕也是为了监督和制约极权。据知你在自己家里也是搞极权的，连女儿怎么叠被子、怎么摆放牙缸都有具体的讲究，以至最后女儿把你的条令揉作一团、抛到床下，所以家庭民主和人民民主一样难搞，小孩子不懂事，有时候连道理也讲不清，只得采取强制措施；而人民呢？虽说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但人民就永远理智、永远清醒、永远可靠吗？这几年人民生活好了，但生活好了还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你把这些年里的社会心态归纳为“浮躁”，可“浮躁”一旦向法律浸润、向政府浸润，其情形就非常可怕。现在啥都讲市场化，有些地方权力也市场化了，五万块一个局长，十万块一个县长；如果精神也市场化、灵魂也市场化、爱情也市场化、宗教也市场化，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贾平凹：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有政府？政府就是正府，公正之府。政府的职责就是管理，人群不可能不管理。请不要担心在一个阶段里社会发生了什么，社会发展的大势如河流着一样。当然，人类肯定有一天要消亡的，如每个人生的目的就是死一样。人是欲望无限的动物，人性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缺点，《西游记》里是把人性的各个方面化作具体的形象来描述的，有唐僧的乐善有悟空的勇敢有观音的美好，又有八戒的贪婪好色和懒惰，以及妖怪的凶残与天宫里的弄权和昏慵。如何发展人性中的优点和扼制、引导人性中的缺点，人类才产生了愉悦的歌舞和有规则的体育。我近期想得最多的是我往后的写作，新小说应该写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政治宣传性的成分太大，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挣脱政治宣传回归文学自身规律的过称，如今纯政治宣传式的作品少了，但仍在强调着历史感呀，现实感呀，写人生和命运，所谓“深刻”的元素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我觉得这是多么不够，新的小说更应该去分析人性中的缺点。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色，那就是中华民族是苦难的民族，又有着儒家的影响，因为苦难而人的政治情结重。那么，在中国的背景下，（即中国人的政治情结、忧患意识）如何写人性的缺点，恐怕是衡量一个作品优劣的标尺吧。也正于此，我强调要改变旧的文学思维，建立新的文学观。
孙见喜：说文学是人学，按我理解也就是人性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辨历来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汉杨雄主张人性善恶相混，唐韩愈又以三品论人性，还有人主张性善情恶说，到宋代，人性论分化为性命说和性理说，从性气关系、性情关系触摸人性本质，张载、二程、朱熹等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歌喉的。在我看来，人性之善恶，或如你所说的人性之优缺点，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上就要从基因上找，后天就有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孟母择邻就把环境对人的影响看得很重要。如果把人性比作地核的话，包裹其外的以次为：1、社会属性，灵长类的群居性、互依性；2、政治属性，集团会党、理想目标性；3、自然属性，饮食男女，生来就有的，不学就会的，天性、本能；4、灵性，神秘的目前尚不可知的，顿悟、预知、神仙道中的可验部分，特异功能等。我理解你说的“人性缺点”大概主要指政治层面、自然层面的，让这个层面的人性正面发育起来，大概就成了道德的山脉了。把人性限定在“善”的河道里流淌，就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道德建设，二是文化建设，三是宗教建设。写关于人的小说，我想先把人性这个东西破开来，像诊断一个病人，把五脏六腑透视一遍，找出病症和病因，怎么治疗是政治家的事了。所谓小说的认识价值也就在这里。
贾平凹：你说的人性的社会政治层面，这里边相当复杂，因人种差异、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等等，人性在这个层面上的表现就很不一样，比方东方人和西方人，白种人和黑种人，但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上，“趋同”总是大方向。唐朝时丝绸朝西方流，当代是电脑朝东方流，好东西人人都喜欢。比如经济上，欧洲用欧元来统一各国货币，全球范围内，又有“世贸”！人类文明将来到底怎么演进，现在是无法想象的，站在某一民族的角度，不敢想，太沉重。
孙见喜：是太沉重，我们也没吃操这份心的饭，但我总觉得“入世”就是全中国都按西方的经济准则行事，就是经济基础全盘西化，经济基础全盘西化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还能“发扬中华优秀传统”吗？在枉自尊大的基督教世界里，一个很流行的观念就是蔑视其它文化，再加上形式逻辑主义、实证实验主义的成功登月，极大地讽刺了我们的嫦娥玉兔桂花树，所以我劝你赶紧到八仙宫、到兴善寺、到碑林孔庙去烧烧香，我真担心“入世”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难道你没有这样的危机感吗？
贾平凹：你不要危言耸听。全球经济一体化当然对发展经济有利，但肯定危害着民族文化。过去中国的各省市都有特点，现在这个城和那个城还有什么不同？旅游也只是山水的旅游了，因为山水难以一体化。如今美国文化在统治全球，改造人类，民族国家虽是不满，但无力抵抗啊！这如城市旧区改造，是保留旧面貌还是开发新住宅区，专家的意见要保留旧的，民众要求建新的，专家和民众的角度不一样。说西安修了城墙，影响了交通，都是从各自眼前利益出发，但不从各自利益出发又能怎样，人就是自私和短见的。
孙见喜：当然，也有文化上的逆向选择一说。就比如那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吧，他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有人说他的笑像闪电一样打人和烧人，但他对儒家、对孔子的一套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格言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准则！”他还说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种思想，“西方人的哪条法律能和如此纯洁的道德相比？”他说应该象牛顿的万有引力法则在自然界具有普遍性一样，“仁义”也应该成为人类心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法则。他由衷地赞颂说：“孔子是多么睿智而神圣啊！他鼓励所有的美德，他的每个说教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伏尔泰作为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他启的是自由民主之蒙、启的是和平平等之蒙，这种启蒙在当代中国要不要补课暂且不说，单“五四”砸烂孔家店、“文革”批林批孔，到后来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中间的联系是必然的，民主的萎缩与权力的膨胀互逆。现在有些庸俗社会学者把宏扬儒学的优秀遗产限定在精神文明领域，那么孔子的学说对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经济难道没有当下或长远的意义吗？我们的教育，搞了多少思想品德方面的教材，可现在转回来一看，还得读经，广州不是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实验吗？还得给人之初铺上最基本的作人的底色，诚信呀，仁义呀，忠孝呀，勤俭呀，爱呀，等等。我想，文化入侵带给国人的精神危害，是不是就仅仅只是殖民主义那一套？
贾平凹：话不能这样说。任何革命都要看具体的现实环境，我们不能批判“五四”，如果我们身处在“五四”时代，会怎么办？四十五岁以上的人谁没有参与到“文革”中？“六四”风波谁是没有上街的呢？船是在风浪中摇摇摆摆前进的，不能以现在的观点苟薄前人。
孙见喜：你还记得吧，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一些人士曾激烈地谈论过“文化断裂”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到“五四”这儿断了。当然，“五四”的积极意义是很硬的，当时面对列强和军阀，也就是反帝反封建，为了强国富民，一代知识分子奋起反抗。当然不能用陈胜吴广的老办法，同时又没有“议会”的可能，他们决心很大，从政治体制到文化观念都引进西方的一套，他们为了伐倒那棵“封建”树，连生长它的土壤也要铲掉，那时叫打倒孔家店，但回过头来看，这土壤还是有用的，伐了杨柳还可以用来栽松柏嘛！但当时来不及多想，这“土”就被果决地倒掉了，四书五经是垃圾，差一点儿连我们的汉字也被废除，中医干脆就被取缔了，孙中山到死都不要中医，病危时是宋庆龄把中药汤拌在饭里给他吃；这一代知识分子，花好大气力从西方移“植被”过来，开算学，讲“格致”，人家能造坚船利炮呀，可是，移“植被”的同时连那毒土也移了过来。现在来看怎么样？西方文化闹到天人对立的地步，西方人自己也要从我们这边借“土”过去。客观来说，“五四”的负面效应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还得把这条断线接上，中华文化之根断掉了就不行！这二十年，国门大开，西风劲吹，经济发展，道德沦丧，就拿做人来说，把“温良恭俭让”批判了，把“仁义礼智信”抛掉了，何言道德？连良心都栽不住！良心是道德的自觉意识，这是人之初的基础，过了近百年，我们还得回来重筑这个基础，你说咱这是弄了一场啥事情？
贾平凹：事情都是否定之否定的，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就对吗？人类发展高科技对不对，现在是对的，能发展生产力，可以后的人可能在指责正是高科技毁灭着人类。在古代，但凡文人没有不会写好毛笔字的，而现在能写好毛笔字的就成了书法家，电脑在普及着，可能百年之后，能用笔（不仅仅是毛笔）写字的就是书法家了，后人一定在骂我们为什么用电脑。但现在用电脑却绝对是先进的，而你也正是陕西作家中最早用电脑的。有怀疑和批判的意识是对的，但不能偏激。如今有人以别有用心去偏激，可能会立即哗众取宠，发展下去就成了话语暴力，人与文风都恐怖了。
孙见喜：我们迈入现代社会，接受了大量的西方实用科技及其基础理论，但西方的科学与文明越往后走越显出了局限，西方有识之士发现正好中华文化可以用之补救，比如天人关系，比如人自身的品性建设，等等，而当初，我们自己对自己进行文化扫除的时候，“五四”激进者是要彻底再彻底，而满清遗老们虽不忍割爱却又无力对抗西方文化，这就出现了张之洞的理论，这位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的同治进士，1898年在《劝学篇》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理论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被批判的，批判者认为他是在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但在一百年之后，经过了对西方文化痛苦地磨合和更深层的认识，我们发现张之洞的理论其实有其合理的成分。比如当代中医，看病要讲阴阳虚实、临床就讲辨证施治、用药还讲君臣佐使，全是中医的基本理论，黄帝内经呀，金匮要略伤寒论呀等等，但在诊断上又全采用了西方科技成果，无论那个中医医院都离不了化验检验胸透以至ＣＴ超声这一套，流行的说法叫“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现在没有那个中医依然象孙思邈那样完全靠“望闻问切”给人看病。这不是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什么？有人说中国人穿西装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看图识字式的解读张之洞，但类似中医这种现象好像在建筑上、音乐上、酿造上也有，如果说我们既要吸收现代科技文明成果，又要不断中华文化之根，还要排拒西方现代文明病，那我觉得张之洞的这个理论很有发扬光大之必要，你看呢？
贾平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医学中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并不是中医盛行，成为医学主流呀。在文学上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我认为作品的境界上要学西方，所谓的现代意识就是人类意识，而形式上却要是中国的作派。《灵山》获奖，《藏龙卧虎》获奖，你可以不服，但为什么能得到外国的肯定和接受，它们是写了人性中的东西又传达了东方的生活方式。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领导和艺术家和观众都在说继承民族传统，遗憾的是继承的只是明清以来的东西，对于中华民族最强盛期的汉唐和汉唐以前的东西不大理会。任何事，从正反面都可以寻出批判和维护的理由，看问题要从大处看。外界似乎认为我是传统的，保守的，其实那只看到的是表面和形式，我的骨子里可以说是时尚的，甚至很时尚。新派小说可能幼稚，也有模仿和投机的，但毕竟要开风气，其意义是重大的。事情的完成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甚至一代人能完成的，不管西方现在怎样靠近东方，相信全人类都是在寻找最佳的活下去活得好的道路，仅从西方靠近东方这一现象看，就看出西方的不固守性，若在这个时候强调自己的好，思想上带了偏见就限制了我们的吸收和进步。比如建筑上，现在城里没有了四合院，乡下又到处是二层楼，西方的呀！
孙见喜：说到建筑，其实是中西文化差异最直观的体现。西方人讲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按王瑛教授的说法，他们的建筑多选用永久石材以向时间挑战，以直冲云霄的高度向地心引力挑战，他们展示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炫耀缜密的计算和逻辑思维，美国世贸大厦的悲剧其实有其文化上的病因的。西方在罗马帝国时期有了《建筑十书》，我们到宋代官方也编修了《营造法式》，中西建筑各成体系。中国建筑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与环境的谐调，注重人与客观世界的内在联系，遵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光，与四时合其序，与神鬼合其吉凶”的建筑理念。西方古典建筑以砖石为材，承重结构以墙体为主，中国古典建筑庙宫衙楼以木结构为承重体系，门窗开得很大，下接地气上承天光；你到过著名的周庄，也去过韩城党家村，王新民还领你去了旬邑县的唐家老宅，中国作协安排你到江浙体验生活那两年，你看过不少江南园林和几处明清文人的私家宅院，你说你能体会中国传统文人在他们园林中倾注的感怀和逸兴，他们在房前屋后种植梅兰竹菊是要暗合他们的精神气节。中国建筑的这种人文观念、这种自然精神情怀，近二百年来被欧洲大量引进，特别是中国园林，几乎在西方各大城市都闪耀着光辉。最近听人说，上海要造世界第一高楼，不知道你怎么看，反正我是不赞赏的。这与其说是当代人的骄傲，不如说是留给后代的包袱，金茂大厦运行了几年，至今还亏损。国际矛盾、种族仇恨这是现实存在的，美国人用“世界第一”换来的灾难应该从文化深处找根源。还有一个，天安门旁边的国家大剧院，采用外国人的方案造成个大圆球，而这是中华文化的汇粹之地，有其巨大的像征意义,这么个怪东西戳在祖国首都的心脏部位，我个人有蒙羞之感，不知你作何感想？
贾平凹：我的粗略的想法是，一切随时代走。中国有好东西，西方也有好东西，一切以人为本，谁好就靠拢谁。中国的现代建筑学西方，为什么不能呢？对与不对，在实践过称中会优胜劣汰的，咱们家庭里的摆设、家具不是也不停地淘汰和更新吗？你提到的园林，也就是苏杭那么几座，村庄也就是周庄、党家村那么几个，但这些全不是广大民众的房子，民众现在住现代的单元房总比过去挤在大杂院里强吧。学者是学者的眼光，民众是民众的眼光。城里人到山区去总是赞叹那里的风光，若让他在山区长久住下来，他却绝对不肯的。或许搞理论的要站在理论的高度，而我是平民，我能心平气和，却只能说平民意识的话。
孙见喜：我现在理解了一家小报上对你的称呼：“人民作家贾平凹”。你的话讲得很诚实，你也根本不会作秀，你有很可爱的“无理性意识”，比方一个农民，见了一堆粪，随手就捡了回去，完全是下意识的。我俩的观点，有时合流，有时分岔，但综合起来是一个浑圆。最近有一个报导，说南方一个城市要在小学实行双语教学，老师学生说话讲课要用英语。这让我很担心，这么小的娃娃，他们的母语学好了吗？扫盲要求的那些汉字他们认全了吗？你看现在电视上那些形迹可疑的各色主持人，一个个说起外语啦哩啦呱一串串，但说起汉语张口结舌词不达意真让人不知道是那里来的诸候。我觉得现在中小学教育有一种可怕的倾向：轻视汉语言文字！汉语不同于西语，人家拼写的那几十个字母，只是符号,符号与符号组合就成了传递思想的工具。可汉语的每个字不仅是符号，是工具，同时它还饱含着中华文化的遗传信息，思想、情感、人格、生命形态、价值取向等等，比如西文中的“Ｋ”，只是个符号，不含任何信息，到了中国人这里，他把这叫机枪腿子，这里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像形，二是洋人和那可怕的枪炮，这完全是中国人理解汉字的思维方式。汉字中这个“男”，是田加力，在田地上干力气活的人；“有”，是手加月，以手取月，占有不可及者，潜藏着某种危险，否定强取豪夺，暗含中国人的道德观。汉字就这么神奇，一个字不仅作为工具可以和别的字组成词语表达思想，而且单个字本身就包含着种族文化的丰富信息。所以在联合国各语种的文件中，汉语的最薄。据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汉字大约有这样一些特点：1、充满动感，不像西方文字被语法和词类规则框死；2、汉字结构保持与农耕生活的暗喻关系；3、汉字排除拼音文字的枯燥和无生命的逻辑性，而是接近自然生态；4、汉语没有时态规定，动词名词兼用，比如“吃小吃”，这一点，在一个世纪前美国语言学家范诺洛萨就说过：“自然界不可能有纯动词，物在运动中，运动在物中，名动词本为一体，汉语更准确地表达了这一事物的状况。”5、汉语文字极富感性魅力，这种文字与视觉艺术混合可以震动感官，所以汉字产生了独有的书法艺术；又因为汉字的表意像形，在诗歌欣赏上比西方拼音文字要多一个感性的品味层次，多一层与整体字群中个别文字交谈的欢娱，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这个“绿”，由“鸟宿林边树、僧推月下门”而演出的“推敲”等等。所以范诺洛萨在1908年的论著中颇含感情地说：“你或许会问道汉文如何能从绘画似的书写建立起这样庞大的智能结构？对于一般西方头脑，这种功业似不可能，因为他们认为思想是与逻辑范畴有关的，而逻辑是蔑视直接想象的功能的。但是汉语以它的特殊材料穿透了可见而达不可见的境地。”他还说，汉字揭示了大自然中物的状态、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民族的生存生活状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每个字都是一篇文、一首诗、一幅画。汉字的暗喻性使它“如一粒橡树的种子，其中潜存着一棵橡树的枝桠及其如何伸展的所有基因。”这个论述，出现在上世纪之初的清朝末年，那时候我们的革命者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汉语言文字承载的各种“旧文化”，而作为强势文化入侵者的西方人却精研弱势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分，这种态度应该是不带偏见的。后来出现了白话文，出现了西语句式，出现了小说中苏俄式的“静态描写”等等。如今，要跨越文化断裂带续接祖脉，必须对汉语言文字的价值重新挖掘。就说当代小说吧，评价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传统”的观点是看他有没有为人物画廊塑造出一个新形象，很少有论者把语言放在重要地位予以考察。汉语写作，汉语文学作品，除过你的人物，你的故事，你的思想之外，还更应该看到你的“语言艺术”，你为汉语书写提供了什么新的维度，因为汉字本身比西语在审美和内涵上更为丰富，如果仅仅把汉语汉字作为传递思想的“工具”使用，那就相当于把电脑当游戏机玩了，其闲置的丰富资源、浪费了的强大功能实在使我们沦为不孝子孙，唐诗宋词为何是中华文化史上的高峰？就因为唐宋人把汉语字词寓意内涵的挖掘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所以我一直蔑视中国当代小说上的“公共语言”写作，文学艺术是语言的艺术，是字的艺术，这话可以说是专门针对汉语写作而言的。而你，贾平凹，正是操持这一行当的。你的小说，为什么在三毛过手的十数位小说家中，独你的留了下来，这除了你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味儿之外，再就是你的语言了。你从民间发掘古汉语，化腐朽为神奇，闫纲说你把老百姓口中土得不能上秤盘的语言用在小说里，肖云儒说这些土话其实正是古代文言、雅语，是遗落在民间的珍珠，现在，你把它们捡起来，串起来，用以表现当代人的故事和生活，所以显得独特，美，而且每颗单个珍珠也可独立欣赏。当然，你的作品一经过翻译，就颜色大失这是肯定的。你不如用公共语言写作的小说家，他们只要故事和思想，只是语言文字转换一下，而你在此之外还有那么个韵味儿，但这恰恰是你把祖先留下的老犁铧当乐器敲了一下。面对汉语言文字浩瀚的内在空间，多少所谓的作家其实还在门外边站着呢！在这一方面，诗歌创作更应该有所作为。在你以后的写作中，我不知道你是依旧要在民间捡拾珍珠呢，还是在语言上欲开辟另外的维度？
贾平凹：我不是汉语研究家，但我写作使用的是汉语，我喜欢汉语。如果真认为我作品的语言还好，那是我生存的环境好，西安是古都，上古语言大量遗散在民间成为方言土语，我有意无意地加以收集和改造进入写作中罢了。我热衷将一些成语还原本来面目。成语如一头牛经过机器的流水作业出来的是罐头，我是将罐头又通过机器的流水作业变成牛。我不同意一些人要纯净汉语的说法，再好的语言也得丰富和发展。语言的运用其实是呼吸的表现，以气息来掌握节奏的，与作者的身体和所写人物的情绪有关。气饱满，情绪饱满，就自然写长句，哮喘的人的文字必然是短句。会换气者就能写好语言。若不懂语言背后的东西，语言肯定使用不好。当然，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学习英语是当下全球大多数人在说英语，不会大多数人的语言难以勾通和交流，如果我们是猪或鸟，那是不会学别的语言的，因为猪和鸟的声是一样的。汉语绝对比英语好，问题是中国还不强大，中国强大了别的人也就都要学汉语的，这就象陕西话这么好，为什么还要说普通话呢，地方方言在某种程度比普通话丰富和生动得多，而我们写作品即就是使用方言，却前提一定要别的地方人能理解呀！
孙见喜：当然，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化的许多养分都以此为原产地。现在有一个规律，几乎所有的外国元首访问中国，第一站是北京，第二站就到西安。好象这块地方是认识中国的一个基点，也正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原点就在西安附近。就这样一座文物库一般的古城，对它的外在形态、文化内涵，始终没有得到有力的保护和开发，改革开放以来，洋风劲吹，西安人和西安城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但同时，西安的古城风貌受到的是削弱而不是强化。城外就不必说了，高开区呀，西万路一线，仿香港也罢，学纽约也罢，可以充分体现西安人的开放意识和经济成果。但在城墙里边，作为市容的主要建筑、民居、商厦以至街头小品，都应该统一于古都的历史风貌，这是西安独立于世界城市之林的资本。一块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可是，近年来，城内出现了一些非常“洋气”的高大建筑，与外边人对古城的审美期待相去甚远，更要命的是这些建筑的命名近乎西语，好象建筑和命名全由开发商自己来，岂不知作为市容进入公共视域，并不是任何个人可以随意为之的。一位初到西安的外地朋友约我领他去北大街办事，需要约一个地方碰面，我想找一个外地人容易看见、容易找见、又比较体面的建筑物，于是我就叫他在“凯爱大厦”等我，见了面朋友问我“凯爱”是什么意思？我信口告之说秦始皇征六国出潼关时对他的情人说“凯旋归来我们再相爱”，为了纪念他我们造座大厦叫“凯爱”。朋友说你不要掩饰，你以为在西安造西式大厦就是“洋”吗？这是俗！这里是汉赋唐诗的原产地、散集地，又有那么多明君盛世，随便拿一个“史”作名字都是好的，这座建筑叫个“李白大厦”满世界响亮！我说，听人说我们这儿还有的建筑小区叫枫叶苑儿，紫微苑儿，蓝水苑儿，翠花苑儿，碧云苑儿，朋友笑了，说你们西安这些学者们也真能忍！听到这种议论不知你是什么感觉？
贾平凹：好象是有点儿浅薄。张铁民修城墙，火车站那一块儿还断着，南门箭楼、北门城楼现在还没有修复，还是辛亥革命毁坏过的样子，令人感慨的地方多着呢。但是西大街的改造已经开始了，据说将来是很古朴的，安远门、贡院门、城隍庙、鼓楼钟楼一线比较协调。现在是谁有钱谁说了算呀，建筑物叫什么约翰、什么斯基，有洋味儿，便于招商引资吧。听说有的城市对于将建筑物叫什么花园、什么大厦、中心，面积要必须够多少平方米的。
孙见喜：还有一个，西安人的修养。外地人一到西安，首先接触的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是西安人的脸面。可是西安出租车司机爱骂人成了西安的品牌。路不好他骂，堵车了他骂，行人横穿他骂，小摊占道他骂，仿佛所有人都应该给他让路。当然他骂的这些现象都是应该解决的，但他这一路的骂首先败坏的是西安人的声誉。一位外地朋友说他一次坐出租车到凯悦饭店，那司机一路骂人抽烟吐痰，他受不住中途下了车。这里有一个修养问题要解决，主管部门在这方面还存在空缺。当然出租车司机中也有见义勇为的、拾金不昧的、助人为乐的，听说你坐出租常常碰到好人，有几次人家知道你是著名的贾老师，帮你拿行李送你回家，有一位还帮你修屋里水管；我还听说你在南郊住院时夜里搭出租到巷口付费差一块钱还被司机搜了身，有这事吗？
贾平凹：主要是咱没长下个头，一看就是手无搏鸡之力。你说出租车司机骂人，骂就骂吧，你不能不让骂，骂是有它该骂的地方。现在能骂是一种好的现象，起码敢骂了，“四人帮”时骂声少，难道就一切都好吗？是文明吗？骂过一段，就不骂了。前几年到处是政治段子，为什么现在就少了呢？平民发牢骚的方式就是骂，你上边说了那么多，那也是一种骂，只是骂的有文化罢了。你骂是一种批判，出租车司机的批判就是骂，都是一种发泄啊！
作者简介：
贾平凹，西安市文联主席，已出版文集十八卷，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等，小说散文有广泛影响。
孙见喜，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协会员，曾出版小说、散文、评论、传记等著作十多部，获各类地区性文学奖二十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