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沧桑，不变的是什么？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颗向善之心。
王蒙夫妇结婚照
记者：王蒙老师，您怎么评价老伴儿即将出版的这本写您的书？
王蒙：我还是不多做评价的好吧，书毕竟是给读者们阅读的，这一点还是请你谅解。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她描写的多是真实的生活情况，且多是从她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因而有些观点与我相同，有些又不尽相同，比如说她写我不会过马路，她觉得我拙笨万分，说我“几乎是瞪着眼向疾驶而来的车辆走去”，她总担心我会滚到车轮子下面去。这怎么可能呢？我一个人在国内外过过多少次马路？不都好好的吗？让她一说，好，我一过马路就有自杀的可能，我又没活腻了干吗自杀呀？！哈。
记者：您老伴的书稿据说非常让人感动，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对家人尤其是对您的关爱。
王蒙：是，没错。我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她就没有我，这句话我一点儿也不隐瞒。别说在新疆的那16年，纵观我生命中的起起落落，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我才能够正常、自然地活下来。不错，都说我乐观，可若没有她，我有什么乐观起来的资本？
记者：在您夫人还是太原某大学的在校生时，您就不顾一切地向她示爱并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求，当年是她什么打动了您？
王蒙：哎呀，要是能解释出来可能就不叫爱情了吧，这种感情的东西不是数学，是推演不出来的，我真说不清楚。但我很庆幸选择了她。
人生如歌——
我幸运总能碰到好人
记者：您是个早慧的人，5岁入小学，10岁跳级升中学，14岁入党，15岁参加工作，18岁担任团委干部，19岁写出《青春万岁》……这种早熟与什么有关？
王蒙：我的成长经历与社会的巨大变化有关，套用样板戏《红灯记》里一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经过了日本从侵华到投降、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期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这些诸多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吧。
记者：早在21岁写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部作品给您的人生带来了大喜和大悲，29岁举家西迁新疆，一呆16年；改革开放后，升任文化部长，浮沉荣辱大半生，您回首往事时，除了一个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外界因素中您最感激的是什么？
王蒙：我非常感激、也感到很幸运的是到处都能碰到许多好人，从领导到同行，从师长到新疆的农民，他们中总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在帮助我，让我从不觉得孤单，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生活环境是漆黑一片。
我这人也比较喜欢想到别人的好，即使谁有意无意伤害到我了，我也会更多地想起他的好来，那样的话，怎么会活得痛苦呢？
记者：您在《我的人生哲学》中说人生是一种燃烧，您感觉自己70年的生命历程是否燃烧得很充分？
王蒙：还行，但也有遗憾，具体的包括我没能学会一两样拿手的乐器、外语没过关什么的。
文学挚爱——
我只是写作者之一
记者：众所周知，您在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文学成就？
王蒙：我只是写作者之一，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厚爱。但要谈文学成就我认为还为时过早，我只是尽最大努力在写作，因为一个人的文学成就不能靠一时一事来判断。比如说我最欣赏的文学著作是《红楼梦》，可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有谁赞赏他表彰过他，相反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所以一个人的文学成就必须得经过时间的检验。
记者：去年又有传闻说您获得了第四次诺贝尔奖提名，对此您怎么看？
王蒙：对一些朋友和机构的推荐我表示感谢，但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瑞典的一个奖项，历史上有不少好作家获得过，也有不少非常出色的作家没有获得。对我来说如果能够得奖，那也是一件幸运的光彩的事，不能得奖也没什么太多遗憾，文学是文学，奖是奖，这是两码事。我常想，一个人如果靠某个奖项而得到荣耀，那他是在透支这个奖项，相反，如果因为他的获奖而使这个奖变得更光荣，那他便为这个奖添了彩。
如果说文学是件宏伟建筑，诺贝尔文学奖就像这个建筑上漂亮的图饰，它不是文学本身。有句广告语是：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那我套用这句话就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本身好。
记者：评论家王彬彬说您的文学价值达不到诺贝尔奖的标准，您怎么对待这一评价？
王蒙：人家有权利发表自己的个人见解，我认为无可厚非，更没必要以之为怪。
创作不辍——
我讨厌拿小说不当
小说看的人
记者：小说《青狐》洋洋洒洒35万字，文化圈不少人在议论说其中某某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谁谁，您怎么看待这些议论？
王蒙：不是像别人议论的那样，这只是一部小说化作品，《青狐》是在我全部小说作品中最小说化的一部。俗话说“假做真时真亦假”，这只是部文学作品，如果非要把生活与文学硬拉在一起对号入座，我认为那是非常荒谬的，我讨厌拿小说不当小说看的人。
记者：您对古典文学包括李商隐、《红楼梦》都有研究，这对您的文学写作有什么作用？
王蒙：大有益处的，古文中的平仄及字斟句酌对我的写作很有用，尤其是遣词造句方面。
记者：手头正在做什么工作？今年的写作打算是什么？
王蒙：事务性的工作仍然很多。今年是不打算写长篇了，但有两件非常重头的事要做，其一就是把“笑而不答”系列做完，其二就是对《红楼梦》评点版再做些增补，前者已写出了200多则吧，到300则的时候结集出来，后者也是个工程不小的事，等做完这两件事，2004年也就打发了。
信报记者李冰／文孙京龙／摄
□采访手记
快乐是心灵绽放的花
那是个初春的早晨，空气有些凉，却是春天的凉，而非冬天的冷。有阳光静静地照在身上、车上和刚刚泛绿的草坪上。
待一走入王蒙家那宽大明亮的客厅，慈眉善目的王蒙夫人用轻柔的声音和坦诚的笑容让人浑身都暖。我们先落座，看到摄影记者掏出相机，本是主人的她却有些拘谨得不知该坐在哪儿，她摆手连声说“别拍照了，咱们随便聊聊天儿好吧。”明明是拒绝，那神情里却透着宽容，让人想起一向照顾别人的母亲面对晚辈敬给她的一杯酒时的不习惯。松软的沙发靠垫，一尘不染的书籍，擦得发亮的地板，都无声地向客人表达着它们与主人的亲密，而与客厅相通的阳台上花茁草肥，从中穿行而入的阳光理直气壮地洒在地上，仿佛也是绿色的。
说是慢慢聊，老人的语速其实很快，不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听着那近乎童真的笑，你不难想像年届七十的她那“青春”的身影：她在平谷山脚下的小院里种花植树，在菲律宾的海边与丈夫戏水说笑，在电脑前和天南地北的网友神聊……
先生王蒙的两幅照片被摆放在桌上，50年前的英俊儒雅的书生之气淡了，阅尽沧桑后风雨不动的从容自信却浓了，如果说先前那是一块璞玉，如今则更像一块历练过的岩石。
“人生太短暂，那些美好的时光就这么快地流走了。”透过她那散发着母性之光的眼睛，很容易地就看到那些故事场景：在1950年东四十一条39号的四合院里，还在上女二中的她站在排队打饭的队伍中，她是来区委帮忙的，与别人没什么两样，她在等着当天的午饭：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只是一瞬间，那个戴眼镜的少年才子端着碗与她擦身而过，他爱慕的目光毫不掩饰地点燃了她脸上的红晕。几天后的夜晚，正在办公室精心做表格的她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她笑……
13年后的一个严冬，已为人父母的他与她，举家迁往新疆，除了仅有的家当，那一小缸金鱼在嘈杂的火车上格外刺目……
弹指红颜老，刹那芳华。青春不再的他们仍是骄傲的，他说：没有她就没有我！她说：我幸运当初选择了他！其实笑着活下去的理由真的很简单，一如他所说“快乐是心灵绽放的花”。
采访后的第二天，舒乙画展开幕，其中一幅画名为《太平湖》，太平湖，那是其父老舍先生舍身之地。突然想，不知老舍先生是否在那个特殊年月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特殊之家，如果他见到了那缸小小的金鱼，是否会多些活下去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