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不仅“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仪，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也使中国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一再上演出光辉灿烂的人间活剧。
一百五十年前，洪秀全在饱览儒家经典后，又初识了西方的基督教义，即发动了旨在均平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这与其说他是在向西方学习，不如说是他头脑中的原始共产主义被西方思想所激活，燃起了理想的火焰，是一个高尚情结的回归。毛泽东在成为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后，就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而矢志不移。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情结，而且也是一个情结的回归。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行侠仗义、济困扶危等英雄主义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前夕，他又受了西方无政府新村主义的影响，拟定了在岳麓山下建设新村的详尽计划书，打算施行。几十年以后，他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又公然提出，要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他又明确表示对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所实行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响往；盛赞其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1]在日后的施政中，他极力支持大办公共食堂，支持农村赤脚医生。
毛泽东与洪秀全的区别在于，洪秀全是在初识基督教义，而对西方现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社会主义蓝图的；毛泽东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深入观察和分析了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斗争后提出社会主义蓝图的。而且，洪秀全只制定了目标纲领，并没有提出实施方案；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目标纲领，而且制定了实施方案，并且不断根据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改。
一、基础与创新
洪秀全为毛泽东准备了思想营养和基本模式；毛泽东将洪秀全的构想变为人间现实、并发展到极致。
首先，速度意识。洪秀全没有速度意识，他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却没有规定完成时间，事实上当时的战争环境也不容碛惺凳┑目赡堋?/P>
毛泽东在1957年出席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认识到两大阵营今后的斗争主要靠竞赛，激起了“赶超”意识。当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表示苏联要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时，毛泽东随即表示中国将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2]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目标，毛泽东规划了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结构位置，把农业放在突出地位上。1957年，毛泽东在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以后，又掀起了以大规划集体劳动为基础的水利化、机械化、深翻地、高产田运动，9月召开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以高速度为灵魂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指出中国人民正经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遂马上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展开大跃进的一句核心口号。“大跃进”便是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定的速度模式，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非常规的、跳跃式的速度进行。
其次是平均主义。洪秀全的平均主义是以小农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与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相反，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私产，财产皆平均的社会。所谓“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只是最高原则，以备丰欠相通，由政府进行平调互济时作为理论基础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纲领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试图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在生产方面，它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在分配方面，它规定：“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婚娶”“弥用”“喜事”这些婚丧嫁娶等非寻常性的需用则由二十五家形成的基层组织“两”所设的“圣库”开支。鳏寡孤独残疾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圣库”供养，实行社会性保险。[3]可见，在洪秀全规划的这个社会里，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每个家庭被分给基本的? 柿?---土地，进行个体生产；在家庭内有私产，除谷物外，尚有个人的麦、豆、苎麻、布帛、鸡、犬、豕和银钱等，于是在家庭生产中还有小副业和小手工业，只是以农为主，兼做别业。在这样的家庭之间，财产只能是基本均产。二十五家组成的“两”是一个联合组，这个联合组是行政单位，进行宗教和德育活动，进行集体财务支出，实行公积金的积累和使用，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社会慈善事业和社会保险事业。二十五家平时是生产生活联合组，在征兵和战时则是最小的动员和行动单位。因此“两”又是亦文亦武，亦军亦政的组织。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蓝图比洪秀全的有本质的进步,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化生产为道路。毛泽东摒弃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提出他构思已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人民公社。河南省农村在高级生产合作社并大社过程中率先成立了一个叫做“公社”的组织，毛泽东闻听后马上派陈伯达前往指导，为之起草试行简章，
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之际，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阐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整体设想：应该是有步骤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交换（即商业）、文化教育、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公社里，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则肩负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使命。
由于毛泽东的号召和推动，河南省一个月就成立了1463个人民公社；几个月内全国就建立206万个人民公社。
这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人民公社的问题。毛泽东十分兴奋，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有二：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有；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显然，这种政社合一、产销合一、工农合一、家庭和社会合一的综合型多功能、小而全的新型社会结构是一个跨越历史阶段，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模式。
洪氏社会主义纲领公布后遇到了战争环境，无法实施，也就没有显露其消极作用，而毛氏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由于急切地推行“一大二公”和吃大锅饭，立即刮起了“共产风”，严重地违背了经济规律，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连年大饥荒。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把大饥荒与共产风联系在一起。1959年春，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后，中央决议改变大公社所有制，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而毛泽东依然认为共产风问题不是很严重的，他乐观地相信“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他仍过分自信地预言“在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式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是对太平天国时期《天朝田亩制度》所构想的“天国”的一种回归，所不同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两者虽都有理想的因素，但层次不同，《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在无世界知识状况下对自然经济体制的选择，而毛泽东却是在审视世界后，重回全封闭中的选择，目标是要超越各种现存模式，实现共产主义。
毛式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结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大跃进的速度模式和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建设社会主义，遭到了沉痛的失败。大跃进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200多亿，在当时货币制度下，这是一个巨额损失。跃进的三年造成的损失，用了五年的时间来调整，一共浪费了八年。后来不得不一退再退，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党和国家中有许多人要求结束这种路线错误。1959年夏，党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定调子，强调问题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彭德怀不以为然，觉得避重就轻，讳疾忌医将铸成大错，遂以十分客气的姿态提醒毛泽东留意浮夸风滋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大怒，立即将他批判并罢官。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寻求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错误，取消平调，承认并允许各核算单位之间的差别。1961年3月至5月，中共中央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60条”），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5]邓小平于1962年讲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6]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还到各省去总结渡过困难的经验，推动“三自一包”。在这年的春季，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承认党的工作方针是造成连年灾害的主要政策原因。在5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农村还要继续调整，城市要减少2000万人口。这年的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十次会议，决议中又重申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0年不变。
其三，限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