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8％的增长率视为中国经济的萧条临界点，那么就应当承认，在这种萧条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当然毫无疑问存在着数据“水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经济增长并不相同，因为它的生成不一定单纯依靠自然形成的市场需求。与正常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这个超高的临界增长率可以说是一种“强制型增长（Forced Growth）”。所谓的“强制”是指这种增长有着非经济的驱动力和保障条件，其实现机制仍然有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徵。
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强制型增长”，但那时的执行机制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型增长”通过经济计划指标的下达、执行、考核来实现。那时执行计划指标主要还是经济行为，各级官员的升迁更多地与政治上的“正确性”挂钩，而较少与超额完成经济计划指标的百分比挂钩。在中国的渐进型经济转型过程中，对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管理取消了，表面上企业不再接受政府的直接经济指令、可以有经济活动上的自主权了，但由于国家机器的一党垄断、垂直控制(Party-State)特徵并未改变，政府和执政党通过对各级行政职务和主要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政治任命和维护庞大的党政干部体系仍然保有干预和操纵经济活动的充份能力，与改革前不同的是，“强制型增长”的实现机制更新了。
在转型过程当中，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动机当然包含理性的经济社会需要：如创造条件让多数企业生存下去、维持现有的就业规模、支撑全社会的心理预期[12]，此外也有避免因经济萎缩而导致税收减少、提升国家形像以便吸引更多外资等考量。但中央政府对“强制型增长”的推动同时还源于政治需要。执政党把保持7-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作为政治承诺，以体现其执政能力从而维持合法性。80年代初期提出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承诺[13]。把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率确定为其主要奋斗目标的执政党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在民主国家，经济增长不良只会导致内阁变动或执政党更替，但一般不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制度不需要靠经济增长率来为其制度的合法性正名。而中国这样的政治集权体制则不同，由于经济改革严重动摇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并连带着削弱了原来奠定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回避政治改革的单纯市场化策略不可避免地把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经济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对这种特殊的经济－政治关系的通俗性概括。而在“发展”不易随时测度的情况下，“发展是硬道理”就很自然地演变为“增长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与“稳定压倒一切”，就构成了转型过程中维持政权的两个主要手段和基本方针。
由于经济增长成了“硬道理”，对中央的决策者而言，经济增长率的升降就不再单纯是供求关系变化的自然结果，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经济增长率如果持续攀高，自然可以被解释成现行制度的成功；倘若经济增长率连年徘徊在萧条临界点上下，那么干预乃至操纵经济增长目标就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上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历届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每年人代会上政府的工作报告都把预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作为中心话语。在一个集权国家，经济增长率一旦重要到这样的地步，它就几乎不可能“实现不了”。政治集权体制还从另一个方面把经济增长目标政治化了。在干部垂直控制和任命制度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不懂经济，却负责全面考核选拔干部，于是经济增长率就被拿来作为组织部门衡量各级行政主管经济管理能力的简单易行的指标，而一个地区复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因此被简化为增长率高低的问题。这种制度内生的扭曲型管理控制方式产生了所谓的对干部的“（增长）指标考核制”，为了升迁，各级干部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