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员行为选择的经济学原理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形形色色，如吏治腐败，任人唯亲，任人唯圈，媚我者用，吹我者提，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司法腐败，不给好处，不办案，给了好处，乱办案，执法犯法，无法无天；行政腐败，互相扯皮、办事拖拉，政企不分、胡乱干预；经济腐败，挥霍公款，胡吃海花，甚至用搞来的钱养情妇、包二奶、嫖娼妓。尽管表现不同，但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腐败本身并不是权力的腐败，是人的腐败，不是平头百姓、无职无权者的腐败，是官的腐败，是管事、官人、官钱、管物者的腐败，是他们用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
按照我们平常的说法，人们是权力的所有者，官员是人民的仆人，接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掌权、用权。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决不该用权自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连封建时代的清官都这样讲，何况我们的党员干部呢？但原则与实践往往存在矛盾。一方面，他们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用权谋公利，另一方面，他也有个人利益追求，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妻儿老小、亲戚朋友，这两重身份集于一身的情形，使得他容易模糊两种角色的界限，违反对第一种角色的有关约束，用公共权利来谋取个人及小集体的利益，那他（他们）就掉进了腐败（政治学意义上）之河。这就是腐败现象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可能性怎样才能变成现实性呢？让我们来看经济学的分析：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
这一假定含义有二：一他追求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效用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好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人们的需要从低到高有生理、安全、社交、受人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好处无非有物质方面的，如家藏万贯、衣锦裘、食美宴、住豪宅、坐华车，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如游大山、历名川、听恭维、看笑脸、成大业、得爱戴等等。约束条件既包括自身拥有的资源、自身的能力、机会，也包括道德、法律、纪律等等。二是他是理性的，他大体知道从事某一行为的成本收益，并依据它来判断做这个事情合算不合算。一个人只愿意做他认为合算的事情。尽管在有的人看来这样做不合算，但在他看来不那样做坏处更大。比如说助人为乐，是因为他觉得帮助别人能给他带来快乐，再比如说舍身救人，是因为他觉得不那样做自己会很难受，总之一个正常的人他绝不愿意做，既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他人、也不利于集体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假定我们的公仆也是经济人呢？有人可能就会讲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有许多雷锋、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他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甚至到了卖血为群众治病的程度。但是考虑到以下三点，这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一是我们的干部中出了许多腐败分子；二是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完全利他也是不现实的；三是如果他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以人民的幸福而幸福，仿佛这样的经济人我们的人民也不会反对。
官员是为人民掌权用权的人，他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获得职位、待遇的提高，或者是为了实践一个共产党人的入党誓言；二是一有机会就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他就成了腐败分子。
他会选择那种行为方式呢？主要取决于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他的思想境界，也就是他对利益的看法是怎样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境界就高，反之就低；二是外因是各种规则、制度的完善情况。这仿佛是一堵防止人走歪路的墙，如果是钢墙又光又滑没有缝隙，违轨的人就少；反之如果是泥墙或篱笆墙，违轨的人就多。
按照经济人假定，当事人会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选择两种行为方式中纯收益较大的一种。我们不难看出官员的四种行为选择组合：一是思想境界高，制度不健全，他不会腐败；二是思想境界不高，但制度健全，这样他腐败的机会少，也不敢腐败，三是思想境界高，制度健全，不会腐败，四是思想境界不高，制度不健全，他就会腐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可被定义为：权力的使用者（官员）为了实现自身效应的最大化，在进行了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后实施的一种以公权谋取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理性行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要存在着权力的所有者同使用者的分离，只要权力使用者的思想境界不高，只要制度不健全（官员的选拔制度、报酬制度、升迁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具体制度，还包括制度的落实），腐败行为能给腐败者带来更多的好处，腐败问题就会发生，而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问题的严重程度与思想境界高度及制度的完善程度成反比。
二、转型期官员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转型期影响官员行为选择的两大因素的变化
1、人们的利益意识普遍增强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非常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不提倡、甚至反对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个坏事，就会变修。并且还试图通过政治运动来消除人们的利益意识，大搞斗资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们谈利色变。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左的做法，在观念上是对利益的乌托邦认识，在实践上是一种缘木求鱼的糊涂做法。难道还有脱离了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针对这一左的观念和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邓小平就尖锐地“只讲无私奉献，不讲多得，不讲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大多数人不行”。随着国门的开放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改革的实施，人们的利益意识大大增强，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久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久违了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潮，又跑了回来。从近几年社会上流行的民谣可以窥见一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是远的，理论是虚的，权力是硬的，金钱是实的，要抛弃远的，占有硬的，扔掉虚的，捞取实的”等等。许多人的胃口被吊了起来并为此变得焦躁不安、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天两个早晨就发大财富、成大名。勤劳塌实、遵纪守法等传统美德受到很大的冲击，在一些人眼里已经成了迂道、保守，不解放的带名词。本来应该成为过街老鼠的一些扭曲行为却被很多人羡慕效仿，许多人更注重物欲的满足，而不是人格的完善与理想的追求，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所谓“穷地只剩下了钱”的所谓“款爷”。官员是社会上的人，上述思潮不可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他对权利行使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看法。
2、人们的行为约束出现了空隙和漏洞
社会转型期，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规则体系，部分已经失效，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体系又不可能马上就完善起来，很多改革措施，往往都是遵循这样一套模式：“大胆干，别怕乱，先实践，后规范”。两套规则体系并存使得人们的行为约束出现了一些漏洞和真空，从而使得一部分人的行为选择产生错乱，不走正路，而走邪路。如以前不准个人做生意，改革后可以了，但在做生意的规范方面一段时间内是滞后的，结果一部分人靠坑蒙拐骗发了财。
（二）官员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结构
下面我们以国有企业的经理为例，来看看转型期官员两种行为方式的成本收益比较问题。
选择这个例子，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现在这个问题十分突出，是近年来反腐败的重点之一；二是他是一级行政官员，集管人、管物、管钱、管事于一身，是常在河边走的人，分析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搞腐败的成本有那些呢？至少包括以下几项目：
1、心理成本(fc1)。腐败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做这个事之前，总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他总要想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呢？自己的前途不就毁了吗？做了之后他要担心是否别人发现，他会变得很敏感，甚至将别人不经意的闲谈看作是在说自己。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