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诉求
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其养老目前还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但若没有制度安排，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群体的养老事务将出现十分尴尬的局面。退休的农民工将在哪里养老，城市还是农村？谁将承担养老义务，退休农民工自身、其子女还是国家和社会？如果他们的养老依靠青年时期的非强制性存款或老年时期的农业劳动，那么这批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大部分将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弱势群体。如果依靠子女养老，那么在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老人和年轻一辈都难以保证良好的生活质量，将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养老风险的社会化转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农民工也将必然走上社会化养老模式，这是由以下三个社会现实决定的。
1.农民工自我养老困难
首先，农村土地保障功能下降。据统计，2001年我国农业产值已缩小到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仲大军，2002）。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农民难以实现增收。随着国际农产晶对我国市场冲击力的增大，农民个体的收入将更加不稳定。土地提供生活保障的可靠性早已今非昔比。对广东农村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g7％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张林秀），而且当前许多农民工将土地无偿转让给他人耕种甚至不惜抛荒。事实表明，纯粹来自土地的收入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而退休农民工年老体衰，且已离开农业生产多年，技术落后，更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何况约有15％左右的农民工，因现行承包政策和婚嫁等原因已经失去或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2002）。
其次，农民工务工收入有限。农民工的劳动所得往往既要抚养子女又要赡养父母。生活消费的剩余还要用于发展需求，即使较富裕者其养老储蓄也不充足，买得起商业养老保险的人更是少数。让农民工自觉控制消费欲望，储蓄养老金防老是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效果的。因为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要素必须要满足发展需求才能实现价值或提高价值，自我发展欲望是难以控制的，也是不宜抑制的，所以在收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在积累与发展的选择中难以自觉地坚持储蓄养老金。另一方面，储蓄养老虽然保守，但储蓄汇率低，难以实现增值，即使农民工坚持储蓄，也不能保证当前估计可以保障生活的存款能抵御未来的养老风险。
2.农民工依靠家庭养老困难
社会的变迁已经使得我们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走向了衰落。在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下，农民工家庭纵向结构日益趋向“4—2”、“4—2—1”格局；在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观念的作用下，农民工家庭横向结构也同城市家庭一样日趋小型化、核心化。农民工的小辈可能大部分实现城市化，那么，家庭成员因城乡异地将使得家庭关系更加疏远，老农民工将在经济生活和感情生活方面都无比被动。即使退休农民工与子女同住城市或农村，其老年生活也难以保障。加之年老农民工法律意识较淡薄，其下辈农民工流动性强，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赡养老人完全依赖于农民工子女个人素质和家庭关系，不孝的比例难免上升。加之老人的生活状况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使社会不公现象必然存在。
3.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是理性的选择
农民工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困境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所以如何公平、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养老问题还必须回升到社会的层面上来研究。
首先，实现农民工的社会化养老应该是国家政策的理性选择。我国已把社会保障写入了宪法，政府就应该改变非平衡发展战略，改变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制度，改变以往把农民工作为不安定因素来管治、限制、防范的政策。我国政府“不能以对农村居民没有承诺为借口来拒绝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郑功成， 2002）。农民工养老社会化还能促进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替代从而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加快城市化步伐。
其次，农民工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参与社会化养老的需求，而且表现出了积极的权利追求。据调查， 85.4％的农民工表示即使处于失业状态也不愿意回到乡下去（李强，2001），足见农民工城市化的自觉性之高，同时，这必将带来农民工养老问题的社会化。因此实现农民工养老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体系的衔接便成了城市化的客观需求。职业工作、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使农民工的平等意识、合作意识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无助的时候开始质问政府的政策，寻求法律的保护。农民工社会化养老秩序必须赶在农民群体老龄化高峰的到来之前，否则社会制度需求与政策供给的矛盾、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的矛盾将愈加尖锐。
再者，我国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力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已从1990年的 2937亿元增长到了2001年的15700亿元（郑功成， 2002），政府的承受能力在增强，这离不开农民工杰出的贡献，政府应该允诺和着手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顿老年农民工，回报农民工，维护的社会安全稳定。而且政府不需要对农民工的养老负无限责任，通过制度安排，政府只要为农民工群体制定普遍的养老秩序，而对现在为中老年农民工的一代人给予一定救济，就基本能够实现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构了。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分析
鉴于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强，各省市为了规范市场、保护弱势群体，都逐步地在为农民工争取《劳动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其中很多地方已经着手为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寻求对策。实践中，我国当前进入社会养老保险系统的农民工的人数非常有限，主要有以下4个途径：1.购买商业保险；2.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被纳入城市社会养老保险；4.获得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后两者就是对一些先进省市的做法的概括；前两者虽是农民工的自愿选择，却只是在个体诉求社会化养老的时候受到现有条件限制而可能找到的出路，不可能对农民工的养老起到合适的普遍的保障功能。第一个是少数相对富裕者的选择；第二条途径虽然是国家为农民设计的，但其发展进退两难，操作中也存在许多违规现象（万克德，2002）。一些学者已经认为这一制度还完全不具备经济可行性，政府也不具备财政补贴能力，必须等待时机成熟时方可推行（王国军，2002）。所以，只有后两者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农民工解决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方案，对其进行比较讨论可以再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状况，有助于为其制度化建构找到社会基础和可行性方向。
当前农民工平等地获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一来农民工收入相对不稳定，经济承受能力低，难以按时交纳与城镇职工同额的个人缴费；农民工流动性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强，企业缴费难处理。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对长期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职工的补偿性质，是保证体制顺利转型的过渡性制度，要实现国家对农民工实现“三高”（高基数、高效率、高待遇）颇有难度。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已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统帐结合”的个人帐户制度，帐户公私不分，不能体现参保个人独立的经济法人地位，不能反映企业欠缴多缴与个人帐户的关系造成了吃社会统筹“大锅饭”的现象；费率、社会平均工资确定不统一、不科学；垂直管理体系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黄贻芳，2002）。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社保基金的缺口已经达到1000亿元（陈式龙， 2002），如果让农民工承担历史原因形成的转制成本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实践中只有少数富裕省市有条件地将很少部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如广州要求企业为工龄达到5年的农民工购买“三金”，个人缴费部分在当月工资中扣除。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群体的权利要求，缓解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矛盾，但是这种制度的实施缺乏公平性，且缺乏保障。第一，不同的企业、单位保障标准不一，同一企业中也存在不同工种和岗位不同的保障待遇，这就人为地将企业和劳动者划分了等级（同上）。第二，一些民工为了获得保障牺牲利益驻守同一单位，而一些企业为了逃避责任第四年以各种理由与农民工解除签约，这势必将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和矛盾。
第四项途径的实现一般需要地方立法，以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倡导。北京市 2001年制定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