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加入WTO，由于中国特定国情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耕地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又加上城镇化进程滞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而造成农户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玉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大多数农产品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加入WTO之后，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国际市场农产品将对我国农产品产生巨大的冲击。面对冲击是采取放弃大面的农产品生产，去大量采购国际市场价格便宜的国外农产品，还是继续坚持固守本国生产，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把我们需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依赖价格波动较大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不利的条件下，保持我国农产品基本自给，同时加大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争取更多的创汇，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农民收入增长趋势的分析与预测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农民人均名义收入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资料，计算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和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按1978年价格），同时利用1985～2000年资料计算农民收入预测值（剔出价格因素按1978）。
预测值由如下指数平滑公式计算得
附图
其中α称为平滑常数，值域在0和1之间，其大小决定了本次预测值对前期预测误差修正程度。Excel称(1-α)的值为“阻尼因子”；Y为t期的实际观察值；、分别为t期、t+1期的预测值。在公式中平滑常数是最近期实际值的权数，它的大小反映平滑常数对实际值的变化反映是否迅速，通常用均方误差MSE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来表示。在评价模型的预测精度时，常使用的是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一般认为，若MAPE小于10，则模型预测精度较高[1]。计算误差的公式为
附图
通过计算MSE=40.221数值较小，MAPE=3.625，预测结果表明该预测模型预测精度非常高。使用该模型对2001、2002年预测结果是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按1978年价格）分别为633.54、642.4元，农民收入增长进入相对平缓期。
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不同时期侧重点变化的恰当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极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又加上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利农政策的出台，使得农民收入再上新台阶，1978～1985年间总增长1.33倍。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民收入增长开始逐渐放缓，由于经济过热，中国经济转入治理整顿，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急剧下降，进城农民纷纷返乡，非农收入大幅度下降。剔除价格因素后，农民实际收入1988、1989年分别下降0.61%、6.3%。90年代初期，由于卖粮难问题的出现，农民收入增长低于产量增长。之后，敞开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的政策实施，极大的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连年创高产的同时，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总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整体速度还是较快的，除了1988、1989两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有所下降，其它年份都保持正增长，20年间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即剔除价格因素，按1978年价格）净增加3.69倍，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因素的选择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本文选择的基本思想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影响农民农业收入，作者选择了农作物播种面积、农用机械总量、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另一方面是影响农民非农收入，选择城市人口比重。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无疑是增加农民农业收入总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人口总数一定的条件下，对提高农民人均收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用机械反映农民对农业生产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收入增加；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可以看作是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城镇化发展，会带动第三产业相应的发展，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使农民非农收入增加或者减少农村人口基数，使农民人均收入得到提高。当然，这些因素是否重要，还必须有待模型来回答。
（二）资料使用说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由于不能得到1979、1981、1982、1983、1984年资料上述各变量的全部数据，因此本模型包含1978～2000年除上述年份外的18年数据。
（三）模型选择
使用多元回归线性模型
附图
其中因变量Y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当年价格数据；A代表回归常数项；X[,1]，X[,2]，X[,3]，X[,4]分别代表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城市人口比重、农用机械总量。通过相关分析得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系数数值较小，这表明在现行条件下，增加农业机械对农民收入影响不大，通过将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一个因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农业机械总动力回归系数的t通不过检验，因此将其剔除。
根据上述资料，采取最小二乘法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行结果如下
附图
回归系数都显著不为零，通过t检验。从上述数值可以清楚地看出多元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也非常高，这表明变量选取很合适[2]。模型回归标准差不大，三因素P值都非常小，从改革开放以来多年历史资料看，通过定量计算结果表明：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提高农民收入的具体建议
上述历史数据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作物播种面积、城镇化进程曾经是决定农民收入主要决定因素，但是我们必须结合当前实际准确判断现在和将来农民增收的主要影响因素，才能保证提出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本人通过认真阅读WTO《农业协议》并结合上述趋势和因素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逐渐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为农民增收架桥铺路[3]。WTO《农业协议》对直接价格支持、出口补贴等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策称之为黄箱政策措施，这就说明一直在农民增收中起重要作用的农产品支持价格将行不通。而对诸如农业科研、环境保护、农田水利、农业保险等不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支持措施称之为绿箱政策措施。尽管我们财政紧张，但是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农民增收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仅能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保证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和社会稳定，而且也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加大，调动地方财政和农民自身等各方面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增加农产品产量。尤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民收入增加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势在必行。
(2)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结合各地实际，分类指导。对那些农业发展较快，农户经营规模较大，市场化程度较高，国家应通过政策引导，提供技术服务和市场信息等手段鼓励他们发展外向型农业，并且派专人去那些外向型农业较为发达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在为国家创汇的同时，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对那些主要以生产粮食和棉花等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的农产品，并且单产较高的农户和地区，政府应从收入支持方面考虑，这也是WTO《农业协议》所允许的，一方面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我国拥有天然草原59亿亩，这将是农民收入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丰富资源，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建设资金不足、草原垦殖、管理不善、观念落后等原因，引起草原沙化退化严重，造成草地产出率低。通过财政支持和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增加草原投资增量，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4]。畜牧业可以促进种植业，带动加工业，促进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环，发展畜牧业，不但能满足食物结构改善的需要，而且可以实现粮食转化增殖，增加农民收入。畜牧业特别是畜产品加工业，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极有可能成为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一个优势产业。
(3)采取灵活的土地承包政策，实现不同程度的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我国农业机械的配备总量已经很大，平均每公顷机械总动力已经大大超过美国，机械利用率不高，单位农产品机械成本较高，这也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机械相关性不是很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外出打工队伍日益庞大，土地抛荒现象愈益严重，一方面土地数量不足，另一方面是土地荒芜或者不能充分发挥效益。有一些地方实行的“反租承包”我认为很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创新思路，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农业资源向经营能人集中，实现效益最大化。
(4)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今后，乡镇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很难超过80、90年代，大批乡镇企业工作的重心将是使企业素质升级和结构调整，吸纳劳动力的高潮很难出现。但是，如果把乡镇企业的发展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则可以开拓一条宽阔的就业之路。小城镇建设是21世纪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是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潜力极其巨大的新经济增长点。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而且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规模巨大，第二、三产业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城镇数量少且规模小。城镇的扩张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将是今后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应把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统筹兼顾。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应制定具体政策，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当集中，扩展其吸纳就业和扩展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内联外引、拍卖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