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
“抹黑”一词当代较为流行，尤其在海外“抹黑”成为人们使用频率较高的特定词，比如港星周润发在美国被人抹黑、为彭定康贴金的电视片《末代港督》对诸位爱港人士的抹黑，以及台湾选举中的抹黑等，“抹黑”成为损人脸面的另一种说法。据《汉语大词典》、《古今俗语集成》的解释，“抹黑”的字面义是涂抹黑色，一般引申解释为丑化的意思。《汉语大辞典》等书都引证了当代几位作家对“抹黑”一词的用法。但丑化他人或自己为何用“抹黑”来比喻，抹黑的原始含义是否即为丑化，“抹黑”又是怎样发生词义转换的，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民俗语言问题。
一、黑色崇尚的历史传统
从色彩学上看，黑色是量度值最小的颜色。中国古人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界定“黑”之本色，《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黑）是一个象形字，表示柴火熏烤之后留下的烟垢的颜色。色彩本身无所谓意义，更没有正与邪、贵与贱的分别，色调虽能引起人的一定程度的生物性反应，但作用于人的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反应。人们常常基于某种文化观念利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好恶之情，赋予色彩以生命，因而色彩在不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
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材料看，在原始居民的观念中，黑色往往具有某种神性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过黑色魔力的崇拜。（参见日人吉田桢吾著《宗教人类学》）
在人的身体上涂抹黑色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巫术礼仪，它的原始意义是驱邪祈福、是求吉的象征。所以说在抹黑这一民俗行为的原始底蕴中并没有丑化的恶意，它之所以在后世出现转义、成为贬词与主流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具有相当的关系。
中国曾经有过黑色崇尚的历史传统。对黑色的崇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时期曾出现了较大量的黑陶器皿，因此龙山文化又被称为黑陶文化。“抹黑”这一民间传承俗语在其原始底蕴中并没有丑化的恶意，它之所以在后代出现意义的改变、成为贬词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具有相当关系。
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第一个部落国家，它直接继承了尚黑的原始风习，并着意将黑色上升为国家的标准色，将其视为夏朝文化的外部表征之一，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尚黑的服色制度。所谓服色即王者的车马、旌旗、衣服所选择采用的颜色，它是文化意识的礼仪化表现。
夏商周的服色观念与秦汉以后的服色观念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起源于原始部族的民俗传统，后者主要是阴阳五行生克图式支配的产物。夏朝服色不仅能从夏代文化遗存中得到一些证据，而且先秦文献中也有明白的记述，“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礼记·檀弓上》）。夏人以黑色为贵，丧事在昏黑的夜晚进行，征战乘用黑色的战马，祭献用黑色的牺牲。丧事、兵事、祭祀为上古社会的重大事件，在这些神圣的场合，是一定要用本部族最崇尚的色彩。
夏人的黑色崇尚虽然在夏政权覆亡之后逐渐退隐，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仍有着明显的影响。周人虽然尚赤，可赤黑之间差别并不分明，不近平民冠、婚大礼，服“缁布冠”、乘“墨车”（《仪礼》卷三、卷四），而且周天子在冬季也要“居玄堂”，“乘玄路（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礼记·月令》）。周人对黑色习尚的传袭，既体现了周文化对夏朝礼仪文化“兼用”的包容精神，也是周人对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夏族文化风习的习惯性接纳（据专家考证夏禹出自戎羌，戎羌之后的姜姓部族与姬姓周族有长期的耦婚关系）。同样，起于西戎的秦人在立朝之始，就宣称“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固然是五行生克观念的需要，同样也潜隐着秦国百姓对戎羌旧俗的眷恋。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夏族后裔匈奴人刘曜在定前赵国号时仍宣称“牲牡尚黑，旗帜尚玄”（《晋书》卷103）。这与秦人具有类似心态，黑色源于部族信仰，五行不过是其外在的附会与包装罢了。中古之后，在主流社会中黑色崇尚逐渐衰微，历朝帝王均以黄、朱等为正色，处于五色之末的黑色开始有了等而下之的贬义。黑色地位的变化也可能与佛教的大规模传播有关，佛教不仅崇尚金身，而且在佛经中常将黑色与罪恶相联系，如以黑业称恶业，所谓“法云垂荫，光破黑业”（唐·独孤及《毗陵集》十三）。佛教中的地狱也多冠以黑名，有所谓黑沙地狱、黑绳地狱等。
这种自史前发生、夏代系统化的尚黑信仰，虽然在中古之后的主流社会中逐渐消解，但在民间社会，尤其在戎羌后裔中得到持久而强顽的习用与传承。这不仅因为它曾经是国俗，更重要的是它本来就是民间的传统。
二、“抹黑”的民俗含义
尚黑习俗，在民间主要遗存在人生礼仪与节日庆典等民俗模式之中。脸面可以说是人体的第一部位，珍重脸面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露脸”与“丢脸”就成为关乎个人或群体荣誉的大事。“抹黑”的主要身体部位在人的面部，朝脸上抹黑在民间传统中表达的是一种善意的祝愿，是给人们的脸上添彩。“抹黑”这一具体习俗起于何时，殊难考定，但它源于黑色魔力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黑色在这里代表的是喜庆的色彩。在鄂东英山谁家添了贵子，谁家的长辈就成了“抹黑”的对象，这种抹黑行为在那儿称为“打喜”，主人被抹了大花脸，还高兴地给人倒糖茶。鄂东在魏晋时曾有大批蛮人迁入，号称五水蛮，五水蛮为巴人廪君之后，巴人属戎羌系统，所以说鄂东“抹黑”风习有着非常古老的渊源。
在戎羌故地甘肃天水、青海大通的婚俗仪式中有“闹公婆”的习俗，“闹”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公爹脸上抹锅墨子，以祝福取乐（《青海风俗简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山东无棣婚礼中“闹婆婆”，客人朝婆婆脸上抹锅底灰，婆婆高兴，抹得越多，说明越有人缘（《山东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88）。河南驻马店也有同样的抹黑习俗。
在人生礼仪中尤其是在婚礼中为什么要给男方家庭的成员而不是当事人脸上“抹黑”，这也是一个惹人思索的有趣的民俗景观，我觉得除了一般性的热闹与祝福外，它另有隐义，那就是祈请一种家族的生殖力量，以求子孙繁衍。在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婚姻不仅仅是新婚夫妇之间的私事，它关乎家族的存续，所以公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抹黑对象。此外一则民族志资料也生动说明了这一点，在瑶族除夕夜“跳堂舞”中，男的打起长鼓到另一房族去跳，这房族的姑娘就用锅灰抹黑男人的脸，抹得越黑越吉利，象征这个房族人丁的兴旺，暗示着家族强盛（《中国象征词典》第195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抹黑”在节庆习俗中亦有着生动表现，在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等少数民族中都有抹黑节，他们分别称为“抹黑日”、“黑灰日”或“抹黑节”，时间在正月十六。他们都认为正月十五是年节结束的界点，这天“天神归界”，人间的新生活从正月十六开始。十六的清晨，早起的老人给尚未起床的儿孙脑门上抹一点锅底黑灰。随后，青年人走出家门
以抹黑的方式互相祝福。他们认为这一天不把脸抹黑，那么一年就不吉利（《黑龙江少数民族风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抹黑在这里成为佑护生灵的节庆礼仪。
“抹黑”或“打花脸”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祝福民俗，但为何都用锅底灰作涂料？不错，锅灰是易于取用的颜料，可人们并不这样简单看它，锅灰中似乎蕴含有某种神秘因素。
如前所述，黑的本色是“火所熏之色”，我们从众多民间习俗中见到人们所抹之黑均为黑之原色。锅底灰或称锅烟墨，它是灶火的“结晶”，而灶火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尤其在少数民族那儿有着特殊地位，它的化身就是灶神，灶神为先秦五祀之一。灶神由火神演化而来，许慎《五经异义》有“祝融为灶神”。祝融本为传说中的上古高辛氏的火官，“死为火神，托祀于灶”（《淮南子·时则训》注文）。灶神即为居家的火神。云南彝族在火把节前举行祭灶礼，咏祭火词：“火神藏家中，人畜得安宁”。锅底灰的魔力根源于崇火的信仰，凡是有抹黑习俗的地方，同时也程度不一的存留着对火神、灶神的崇拜。
火在鄂温克、鄂伦春人那里有着神圣的意义，新的家庭成员的加入与新的年度周期的开端时，人们首先都得“拜火”。如果某家熄灭了火种，就意味着有家嗣难续的危险。鄂东亦有崇火的习俗，搬家时，必以炉火前行，以祈家业发达。木炭在年三十还可以充当类似门神的角色（光绪《孝感县志》）。明白地揭示“抹黑”与火神崇拜关联的是青海西宁等地的“闹公婆”习俗。在当地婚俗中，人们在婚礼后的第二、三天招待本家客人，客人会搞恶作剧，他们突然将公公捉住，给他戴上一顶破草帽，此帽称作“闪花草帽煽火扇”，腰缠草绳一根，斜插火铲一柄，并以清油调拌的锅底黑灰涂抹在公公脸上，成为“打扮火爷”，然后在村庄内巡游一番，最后将公爹安置在高处，由新媳妇行礼敬酒，谓之“认公爹”。在这种婚俗仪式中，公爹兼有了火神爷的身份，火扇、火铲、锅底灰这些与火相关的象征物成为“火爷”的身份标志。新媳妇在认公爹的同时，也拜了火神，这与东北少数民族新婚拜火有着类似的性质。人们的此类行为与其原始观念相关，在原始观念支配之下，人们蓄意与神灵亲近，为他们创造具体的形象，“并且精灵正附托在这些形象以内”（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第七章精神文化）由此，我们也就找到了释读给公婆脸上抹黑的道具性意义的途径，表面上是逗笑取乐，实则是为祈求薪火相传、家族绵延。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熏之色为生命的原色，因而木炭、锅灰，甚至灶土也就成为非同一般的神性物品，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抹黑”民俗的隐秘意义。
三、“抹黑”含义的畸变
传承于民间的“抹黑”习俗，至今仍在局部地区具有原始的祝福意义。但中古以后的主流社会，随着黄色、红色等级地位的确立与尊崇，黑色日渐沦为贱色（在此前局部意义的应用中，黑色亦曾含有贬义，如墨刑、贪墨等）。黑心肠成为狠毒的象征（见元杂剧《抱妆盒》第三折）；“抹土搽灰”成为劫道强盗的代名词。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红与黑成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