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思想上建设党
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得来的。每当中国革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总要提出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个历史性课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能向前推进。
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道路，面临着在农村建党和建军的紧迫问题。如何把广大的小生产者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着重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再一次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同年9月7日，他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在列举了革命集体组织中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深入分析其根源后，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至今重读这篇文章，仍使人感到切中时弊。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在向大会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里，毛泽东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并成为执政党前夕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不但提出了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要求全党防止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实际上提出了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继续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防止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里自我解除思想武装的严肃课题。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一直警钟长鸣。1959年以后，他又根据长期观察，提出了如何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问题。尽管他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时，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但这个历史性的课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毛泽东高度重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他始终不放松。早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目的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建国以后，每当他察觉到一些问题、着手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总是从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问题。最著名的是作于1963年5月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这篇文章里，他系统地阐明了一个道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没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底，而是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越走越远。他自己对此并不自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也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从思想上建设党，就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毛泽东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我们要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成效，最终要落在实处。对此，毛泽东讲过一段名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这是唯物史观贯彻到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建设学说上的必然结论。
二、三大优良传统作风
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党的行动中的客观表现和形象反映。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还创造出整风这种实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好办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集中体现。
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严重地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多次危害。其中最严重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沉痛的代价终于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毛泽东还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在当时讲这番话，是要有足够的理论创新的勇气的。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有个解释：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他对此有个通俗的比喻，叫做“有的放矢”。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究竟以什么为中心？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搞不清楚。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明确提出：对于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曾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深入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制定正确政策的重要环节。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为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对乡村和城镇进行过系统调查。60年代初，为了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湖南、浙江、广东农村，指导他们深入调查，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提供了客观依据。
毛泽东还从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实际的关系。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从建党之日起就是明确了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地牺牲了。然而，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也在带领群众前进，但实行的却是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损害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干劲越大，损害就越大，造成的干群矛盾也越大。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到群众路线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渗透到党的工作作风中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体现在诸多方面。它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毛泽东一贯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忠言逆耳。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意见，是检验是否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的试金石。延安时期，有人骂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群众对征公粮太多、负担过重不满意，便对此引起了注意，并采纳开明绅士李鼎铭的意见，决定实行精兵简政。
密切联系群众，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