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的发展来自两类动力：一类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对科学系统自身内部规律认识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一类是面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需求。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取得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为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基础研究会涌现出新概念，进而引起技术和作战能力的重大变化。美国《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认为，技术优势是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的基础，保持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那些技术的优势，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基础研究为明天的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一、基础研究概念的演进
(一)线式研究模型
194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在一篇题为“科学———无止境的新领域”的文章中，第一次对基础研究作了简要说明，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线式研究模型。按照这一模型，科学研究从基础性工作到开发是以逐步前进的方式进行的。基础研究被认为是线式模型中的第一步。线式研究模型可表示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开发，线式模型曾对基础研究有过许多定义，如“基础研究是对现象和可观测事实的基本见解，没有针对工艺或产品的具体应用，”“基础研究是以不考虑实际结果的方式进行的”等等。
线式研究模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首先在美国形成并发展起来，成为当时研究部门的工作模式。在诸如“曼哈顿计划”等成功经验的推动下，美国国家实验室和政府研究机构依靠大量预算繁荣起来，研究教育系统得到长足发展，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为工业界研究实验室培养了大量人才。
(二)统一体研究模型
随着全球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研究的线式前进模式受到挑战。由于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预算不断削减，工业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大幅度减少，为获得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被逐步结合起来，使得研究进程从线式接续变为相互连接的统一体。在统一体模型中，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进行。基础研究既可以作为没有预定应用目标的基础探索性工作进行，也可以是为了解决产品开发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1997年，美国《研究与发展》杂志对4000名研究人员进行了“基础研究调查”。被调查人员中，67－3％的人把基础研究最关键的因素定义为了解科学原理或现象的工作。另外的17.1％的人认为，基础研究是为将来的发展建立基础。这种认识支持了把各个研究阶段集成为统一体模型，而不是孤立地进行。基础研究以两种方式归入统一体，即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探索性基础研究或纯基础研究———应用领域尚不清楚，不产生直接效益，其任务是探索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发现新原理，提出新理论。这种研究对于长期的技术和经济繁荣都非常重要；应用性或针对性基础研究属于工程技术科学的范畴，任务是针对生产实践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与实验研究，或者运用基础科学理论为解决某一类工程技术领域中的普遍性问题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总之，基础研究不管是探索性的还是应用性的，都为研究过程奠定长期的基础，是推动研究工作前进的车轮。必须对基础研究进行稳定持久的投资，才能确保今天进行的研究能给将来的技术和经济提供足够的安全性。
二、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属于应用性基础研究一类，是以军事应用为目的进行的探索新思想、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材料的科学研究活动，为解决武器装备研制的技术问题提供基本知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一是着眼于现有军事系统需求的“渐进式”研究，二是为满足未来国防需求的革命性研究，前者逐步提高技术发展水平，后者则为突破性创新和形成能力奠定基础。
1997年4月9日，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校长，联名提出“关于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纲要)中加强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建议书》”，得到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17名院士的附议。专家们认为：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发达国家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成功经验表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不仅是整个国家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武器系统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导致武器装备发生质的变化，直至引发军事技术革命的动力，同时还是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基石和源泉。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不仅具有一般基础研究的许多共性，还具有一般基础研究不具备的独有特性，如由于高、精、尖武器体系间的激烈对抗性导致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先进性、紧迫性和针对性，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以及保证国家安全带来的保密性等。这些特性决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基础研究涉及各个学科领域，拥有广泛而深厚的探索性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国防科技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知识基础，是发展国防科技不可缺少的条件。国内外武器装备发展，特别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国家基础研究对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先导
基础研究的实质是探索未知，往往是需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研究工作才见成果或有所突破，其潜力才能供军事应用。尽管有时某种研究工作的成果可以从实验室直接转化为战场使用的防务系统而显示其效果，但是多数基础研究成果是渐进成果，革命性的突破是罕见的，但一旦突破，却十分有价值。
历史上，基础研究的突破导致新的军事装备的例子很多。例如，激光器就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三军联合电子学计划”的“分子光谱学”研究引发出来的。今天，各种类型的激光器已用于测距仪、机载扫雷器，通信系统以及其它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而且其应用范围还在扩大。尽管如此，激光器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在继续，并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技术上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维持，无不依赖于一个持续而有成效的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耐高温发动机材料、视频成像、激光器、信息处理及全球定位等技术的发展，都是长期坚持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果。从研究到投入战场应用的时间，一般需要7～20年时间，当然，这要根据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定。然而，在诸如软件、理论模型和新工艺这样一些领域(特别是微电子材料和软件)，有可能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就转移到已制造或已部署的系统中提供近期效益。美国国防部基础研究最近取得的能带来远期和近期军事效益的成就近50项。这些成就全面反映了基础研究对军事力量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四、关于加强综合性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建议
制订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确定政策和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必将大大推动我国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发展。在加快重点武器装备研制步伐，加强预研成果向现代战斗力转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也为稳定国防科技基础研究队伍，增强国防科技发展后劲提供了新的契机。
1997年5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召开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专题研讨会。到会的100余位科技专家(包括3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认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第十二项重点任务的规划《若干重要基本理论和研究》之所以成功，在于当时很好地瞄准了发展“两弹一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因此，许多同志都希望今天的国家基础研究计划或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也应瞄准新时期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问题，全面瞄准在战略层次上对基础研究的需求。
1．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战略和指导思想
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我们应坚持1989年制订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0～2000～2020)》确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战略，即：“发展基础性研究，必须立足我国国情，注意与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准，仅靠技术引进，不可能从根本上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谈不上在某些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建树，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一定要有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础性研究规模又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发展重点和选题首先要考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也不可能保证基础性研究稳定发展。”
“根据我国国情、国力和基础性研究的现状，面向未来发展，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我国发展中长期基础性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大力提高科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科学能力和提高综合国力，为开拓和发展技术产业奠定科学和人才基础，在主要的学科领域能跟上世界科学发展的步伐，在一些基础较好的领域，有所创造，有所建树，使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继续做出贡献。
国防科工委在长期的国防科技预研工作中，深感基础研究工作对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已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国防科技预研体制中，设立了基础研究基金，其研究内容大多来自重点武器项目发展的需求，为解决产品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应用性基础研究，即遵循科学研究统一体模型的原则，组织开展研究工作。“两弹一星”和其它大型武器的研制都采用了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长期以来，国防科技应用基础研究费用是由国防科技预研资金支持的，投资强度受到限制，基本上属于一般项目。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不够，削弱了基础研究力量和设备更新，影响了基础研究的进度和成果，不利于为21世纪国防科技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活力和发展后劲。
2．确定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主题的选题原则
当前，军事技术正朝着高、新、尖、精的方向发展，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隐身化、微型化、一体化等趋势日益增强，国防科技基础研究面临新的巨大挑战。我国的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应以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南，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0～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