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10-21 作者：李良玉
辛亥革命是本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大事件，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毫不含糊地排挤了维新思潮，召唤着人们奋勇投入革命洪流。本文要研究的问题的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是什么？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是什么？它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什么严重意义？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1911年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梁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维新思潮的进步影响，大致体现在1894—1905年时期。以戊戌政变为界，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894—1898年，后一阶段是1898—1905年。前一阶段它在推动和配合戊戌变法方面起了巨大启蒙作用，后一阶段则更为系统、更为成熟地显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性质的特点。那么，为什么维新思潮在后一阶段，尤其在1903年后反而声势日减，并且不能不让位于排满思潮？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一下维新思潮和排满思潮的理论内涵，就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和进化论思想的运用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其政治目标，却表现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君主立宪和推翻满清政权的民主共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导致两者分歧的基本要素是反满民族主义，因此，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异端，是排满思潮的有力倡导者。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反满民族主义的公开宣传，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维新派的分化开始于1900年，这是由自立军起义引起的。自立军起义的领导者唐才常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戊戌政变前夕，“应谭嗣同电召，将赴京参与机要，方抵汉口，知政变发生”。[1]他痛心疾首，辗转日本，“与康有为协商起兵事宜，取得同意”。唐才常的政治纲领，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正气会序》中一方面表示忠君：“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另一方面又表示反清：“国有天地，必有兴亡，非我种类，其心必异。”[2]上述矛盾反映了晚清政局中各派力量错杂而又微妙的相互关系。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企图废黜光绪，突出了他作为顽固对立面的 形象，加上李鸿章等满清高级官僚玩弄权术，使唐才常等人幻想依靠联络清廷大吏，重新拥出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记载：“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刘坤一电康：“吾与子同志不须迫，但能令鄂督张香涛同举，吾从其后，否则吾独举何济？”因此，“才常遂尽鄂湘士众，欲以力协武昌”。[3]上述策略方针归结到自立军的政治纲? 欤闪思纫揖忠辞宓钠婀致呒＞蠖嗍粤⒕刹棵挥腥鲜兜秸馐且桓鲋卮蟮脑蛐源砦螅蜉１阒髡牛骸耙磺形鸸耍淖中〉溃炔恍钾纫猓蘼廴艉畏矫妫嵛┛梢源镂崮康恼呤怯谩薄4]政治纲领的模糊，对张之洞等高级官僚的缺乏警惕，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康有为承认：“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起义而响应，至是株死者无算。吾痛哭祭侧，自后不敢言兵”。
维新派中只有毕永年、章太炎等少数人明确要求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坚决反对忠君思想。毕永年早在戊戌变法中即主张反清。冯自由记载：“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5]1899年秋天，他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识于横滨，“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同年夏天，章太炎也由梁启超援引结识孙中山，深受其影响。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毕、章共同反对忠君救国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毕永年见事不可为，出家而走，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会后章太炎致信陈少白主持的革命派报纸香港《中国日报》，介绍了会议情况，并以《拒满蒙入会状》和《解辫发说》两文投刊，公开宣传反清思想。《中国日报》对此大加喝彩，赞扬说：“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之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另一方面，自立军干部有不少维新派人物和原时务字堂学生，如秦力山、沈荩、唐才质、林圭、李炳寰、田邦 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人，他们当中的幸存者，经过血的教训，认识了“勤王”的错误。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周宏业等逃亡日本后，纷纷指责康、梁。梁启超“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
《国民报》用反满民族主义重新解释国家和民族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们和康、梁保皇党思想分离的前提。人们不是诅咒奴隶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劣根性吗？他们指出，目前这种奴隶性有其特定的内容，这就是：“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 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6]所以，在清政权已经彻底卖国化了的情况下，还主张什么忠君、勤王是极端错误的，其如婢妾，“为主人所唾弃，闭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岁年，而彼犹日施脂粉，冀复专幸于六宫粉黛之中。”[7]《国民报》表示：“宁使汉种之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坐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章太炎在该报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指出，满清贵族集团“进不知政，退不知农商”，“载其砦窳，无一不足以丧吾大陆”，所以“革命不得不行”。1902年4月26日（夏历3月19日），是明崇祯帝忌辰，冯自由记载：“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8]于是由章太炎、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等十人共同发出倡议。该日会议虽被日本政府禁止，但留学生“不? 级盎嵴哂谐碳诣摺⑼羧俦Φ仁偃恕薄！把Ы绺锩枷耄?nbsp;是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一含有强烈反清意义的政治事件，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成为留学生摆脱康、梁的政治影响，接受孙中山民族革命主张的重要契机，也是排满思潮由酝酿而开始生发的重要标志。
二
反满民族主义吸引和发动了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阶层，锻炼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奠定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实在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全国，要求各地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加快了旧式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例如陕西昧经、崇实书院改设的宏道大学堂、湖北两湖书院改设的两湖大学堂、广东广雅书院改设的广东省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改设的求是大学堂等等。后来根据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全国仅保留了三座大学堂，即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天津中西学堂改办的北洋大学，其余各省大学堂一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同时还设立了许多高等实业学堂。据统计1909年国内计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共计学生28611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北京优级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和圣约翰大学、浸会大学、金陵大学等等。武昌起义前后又有许多学校停办或进行了合并改组，1912年国内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布局初步形成。
1902—1910年期间发生了近代第一次留学高潮。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科举废除，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吴玉章回忆，1904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法政大学”。（1904年会试是最后一轮，此后科举制度便被废除）第二 ，新式学校需要大量拥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员。“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人才培养，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例如湖南，“以查案各种情形游于日本者，络绎不绝，及其归也，乃盛倡新学，而犹汲汲于学务”。[9]根据端方的奏折，江苏省1904年共计向日、德、英、法、比等过派出163人。有人回忆“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逐年留日学生数如下：
1901—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统计
1901年 1902年 1904年 1905年 190
